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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是中国领土，古有定制，久载史册，世人尽知，昭然确凿，不容置疑。
百年历史，沧海桑田，但中国对西藏行使主权，其力度虽因中央政权强弱而有别，但主权的根本职能经久未变。
历史演变，自有其规律，然而竟亦有倒行逆施者，这就是20世纪初西方殖民主义者，他们不满足侵犯中国东部沿海诸省，进而又图谋中国西南山区西藏，先借口通商，后以武装侵略，迫签条约。再而培养代理人，相互勾结，分裂西藏。狼子野心，可谓路人皆知。
中国主权不可失，1905年中国议约专使唐绍仪在印度加尔各答，与英国代表费利夏当面力争中国治藏主权事，争了一年零三个月。20世纪40年代，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
沈宗廉在锡金，与英国专员又展开一场关于我治藏的主权之争，两场激烈的主权之争体现了中国对西藏行使主权的严正立场。
有谓“弱国无外交”，诚在此言，在腐败的清政府和国民政府垮台前夕，纵使有查办藏事大臣、驻藏大臣张荫棠、联豫及驻藏办事处陈锡章等为维护西藏主权而进行过抗争，但终被英国在藏势力及西藏的反动上层联合驱逐出藏。
在英美帝国主义分子的支持唆使下，西藏少数掌权的分裂分子成了外国势力的代理人。他们置中国领土完整于不顾，违背广大藏族人民维护统一的民意，极尽分裂之能事，先是东犯，挑起川藏纠纷，继而又制造青藏冲突，在英帝国主义武器供应下，有恃无恐，武装挑衅不断，使藏东几无宁日。国民党军队在当地藏民支持下，连败藏军，藏兵兵败，退至金沙江西。随后达赖集团排斥异己，逼走班禅，对中央政府及内地人员横加封锁，隔断中央与西藏地方正常往来。没有噶厦发的路条内地人员不得入藏，中国之西藏而中国人不能去真是咄咄怪事！而对外国帝国主义阴谋家乃至法西斯分子，西藏噶厦则大门洞开，甚至聘为顾问，往来于达赖及分裂分子之间，他们狼狈为奸，横征暴敛，扩军备战，使西藏面临日益分裂的危险，中国的领土完整受到帝国主义的严重威胁。
西藏亲帝国主义势力的分裂行径
1949年夏，人民解放战争犹如风卷残云，横扫了大江南北，国民党南京政府迁往广州。就在祖国大陆即将全部解放，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时刻，在西藏高原，20世纪初帝国主义侵略者扶植起来的亲英势力，正陶醉在“西藏独立”的迷梦之中，他们妄图趁中央政权
更换之际，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在一系列分裂活动中，以驱逐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西藏办事处（以下称驻藏办事处）离藏的“7·8”事件最为突出。这一事件极其严重地破坏了西藏地方和中央的关系。
早在1947年3月，英国政府驻拉萨代表黎吉生一手策划，在印度新德里召开泛亚洲会议，公然要求西藏派代表团参加“西藏代表”带去的藏军旗帜（雪山狮子旗）被当作“西藏国旗”与其他国家的国旗一起悬挂在会场上，会议使用的地图也把西藏标在中国疆域之外。在中国驻新德里大使提出抗议后，会议才更换了地图，摘下了藏军旗帜。帝国主义和西藏分裂势力相勾结制造的这一西藏独立的闹剧虽然被迫收场，但西藏代表被邀请出席会议却给西藏分裂势力以蛊惑，促使他们进一步铤而走险。
1947年末，西藏派出一个以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以下称夏格巴）为首的“西藏商务代表团”，到印度、英国、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表明西藏的独立和主权地位”。该代表在旧金山、华盛顿向新闻界大肆鼓吹“西藏独立”，要美国承认西藏是“独立国”。但是，美英两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在接待“西藏商务代表团”时耍了一个花招，一方面对代表团的分裂主义立场给予鼓励和支持；另一方面，为了不招致政治上的麻烦，两国都没有把该代表团当作一个政治实体的官方代表团对待。因此，这一以“商务”为名妄图谋求外国承认为“独立”地位的阴谋活动未能得逞。(谭·戈伦夫：《现代西藏的诞生》汉译本，第126页。)
1949年，在黎吉生策动下，摄政达扎·阿旺松热（以下称达扎）召集了一个15名官员参加的“机要会议”，炮制出又一个危险阴谋--“7·8”事件。7月8日，西藏当局通过印度噶伦堡电台，通知国民政府“为防止赤化的必要措施，决定请彼等（驻藏办事处）及其眷属立即准备离藏内返”。同一天，达扎指派首席噶伦然巴·土登贡庆（以下称然巴）等出面，把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主任秘书、代处长陈锡章招至噶厦。然巴说：“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内战甚烈。国民党军队和官员走到哪里，共产党就追到哪里”，“为西藏佛法圣地长治久安，检出可疑之共产党秘密工作人员，不使彼等任何一人乔装寄迹于西藏”，“西藏大会决定要对国民政府暂时断绝政治关系”，要驻藏办事处人员即刻离开西藏。随即，噶厦指派仲译钦波曲培土登等人指挥驻拉萨藏军，包围国民党政府驻藏办事处，没收电台，关闭拉萨小学，占领测候所。(《和平解放西藏》，1995年西藏人民出版社；
陈锡璋：《西藏从政纪略》，见《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
国民党政府驻藏办事处人员和家属以及所谓的嫌疑人员100多人，于7月11日、17日、20日分三批被武装押送至中印边境，经印度海路遣返内地。这一分裂祖国的严重政治事件，是西藏分裂势力勾结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精心策划的。他们的目的，就是乘国民党政权处于自身难保无力管理藏事而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西藏的时机，断绝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摆脱中央对西藏的主权，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使西藏不能得到解放，从而把西藏从中国领土中分裂出去。这也是外国反动势力特别是英、美帝国主义，从消灭共产主义全球战略出发
采取的重要步骤。其时已逃至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对于“7·8”事件也作出了强烈反应，作出“以院长名义复电西藏噶厦”等四项决议。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在给噶厦的复电中说：“此次噶厦，既无事实根据，复未来电呈报，片面通知各驻藏人员全体撤退，于法于理殊多未合”
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也分别于9月2日和7日发表社论和署名文章，揭露事件的实质，表明严正立场。新华社社论指出：7月8日西藏地方当权者驱逐汉族人民及国民党驻藏人员的事件，是在英美帝国主义及外国反动派策划下发动的。英、美、印反动派勾结西藏地方反动当局发动“反共”事件的目的，就是企图在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全国的时候，使西藏人民不但不能得到解放，而且进一步丧失独立自由，变为外国殖民地的奴隶。社论指出，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定要解放西藏。
“7·8”事件发生后，英国、美国和印度的报刊，立即为西藏分裂祖国的活动叫好，对中国发出恐吓。英国电讯说：“英国从未承认中国所说的西藏是中国一部分，并受中国统辖的讲”，“英国可能出面干涉”。美国合众国际社说：“西藏可能完全脱离中国名义上的宗主权。”印度新闻社则称：“西藏从未承认中国的宗主权”。
就在被驱逐的国民党政府驻藏办事处人员正在返回内地的途中，8月份，美国便派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劳尔·汤姆斯（或译托马斯）父子二人，以“广播公司评论员”名义进入西藏，同摄政达扎进行密谈，并转递了美国杜鲁门总统、艾奇逊国务卿的信，并鼓动西藏建立一支有技术的游击队，接受技术训练，准备破坏交通补给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汤姆斯于10月返回美国，在机场举行新闻发布会，要求美国给西藏提供援助反对中国共产党，指导西藏人的游击战争。
英国特务福克斯·福特为西藏噶厦建立电台，在昌都收集解放军情报，分别上报英国和噶厦。1949年秋，噶厦建立广播电台，以藏、汉、英三种语言鼓吹独立，抗拒解放。
“7·8”事件后不到三个月，1949年藏历9月12日，西藏“外交局”居然致电毛泽东主席，狂妄宣称：西藏为“一直享有独立自主权利”的国家，请不要将军队（指人民解放军）越境进入西藏领土。
更有甚者，1949年9月17日，拉萨召开的官员会议作了从军事、政治等各方面全面对抗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的决议。官员会议在上报摄政达扎的呈文中说：“共产党的主张、行为和政教合一的西藏的习惯、观念，如同水与火完全不能相容。无疑，没有比共产党的威胁更严重的危险了。因此，不得不作出相应的文武对策，以保护政教安全永存”。所谓的文武对策主要包括：
--扩充藏军、组织民兵，进行军事技术训练，征集调运军需物资。
--向美国谋求反对共产党的援助，同印度签订新约，遏制共产党西进。
--对百姓进行广泛的反共宣传。
同“7·8”事件一样，这次官员会议也是西藏亲帝国主义分裂势力和帝国主义者勾结的产物。会议呈文中公开承认外国人参与了会议的筹划活动。呈文说：这次会议是根据“报务员福克斯，水利土建工程正副指挥德国人哈雷、奥夫斯内特等”方面提供的情报而召开的。西藏当局的倒行逆施，受到举国上下严正谴责，全国各族人民强烈要求早日解放西藏。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朱德总司令命令人民解放军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就在新中国成立的当天，长期羁留在青海的十世班禅额尔德尼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希望早日解放西藏。电文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者），（均）同声鼓舞。今后人民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人民解放，指日可待”。
1950年1月23日，毛泽东和朱总司令复电班禅大师，电报说，西藏人民是热爱祖国而反对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一些在京的藏族人士和藏族青年知识分子集会，斥责当局的叛国行为，表达藏族人民要求解放西藏的愿望。桑结悦希（又名天宝）发表讲话指出，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任何反动派阴谋侵略、出卖西藏，都将遭到西藏人民的反对而彻底失败。1月26日，藏族农牧民、青年、妇女和民主人士代表百余人在刚刚解放的兰州集会要求解放西藏。一位藏族妇女说：“藏族和汉族
、回族等民族，犹如手的五指不能分割。”
当年红军长征经过甘孜时，和红军结下兄弟情谊的格达活佛和夏格刀登、邦达多吉等西康省藏族爱国人士，派代表前往北京向毛主席、朱总司令致敬。他们的代表汪嘉说，藏族同胞将同当年“博巴”政府支援红军北上抗日一样，以一切人力、物力支援解放军解放西藏。
西藏必须解放，帝国主义势力必须驱逐
毛泽东主席根据国内外形势早已指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
1949年8-11月，毛泽东致电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指示在解放兰州和大西北的战斗中，对驻锡青海塔尔寺的班禅额尔德尼，要“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
当时，班禅已在战乱中离开塔尔寺移居青海西部的一个小镇--香日德。彭德怀即派中央军委情报部青海联络站的余凯和青海省委统战部长周仁山到塔尔寺作班禅堪布会议厅的工作。又动员塔尔寺和甘南拉卜楞寺活佛前往香日德迎请班禅返回塔尔寺。
以后，毛泽东主席考虑到西北结束战争较西南为早，于是又考虑以第一野战军为主力，由青海入藏。11月23日，毛主席致电彭德怀并告贺龙、习仲勋、刘伯承，电报说，请西北局讨论一次经营西藏问题，就现在情况看，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责任。电报指出：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止由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后，即应着手经营西藏。12月30日，彭德怀致电中央并毛主席，详细报告了由新疆、青海入藏的道路和气候情况，并提出从西北入藏困难甚大，宜由西南入藏的建议。
1950年1月2日，毛主席正在苏联访问，又从莫斯科致电中央、彭德怀并转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对解决西藏问题又作出部署。电报说：“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电报要求西南局确定入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并对西南局组织进军西藏的各项准备工作，提出了具体意见。西南局和第二野战军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迅速作出部署，确定以第十八军为进藏主力。l月24日，经中央批准，组成以张国华为书记，谭冠三为副书记，王其梅、昌炳桂、陈明义、刘振国、天宝为委员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负责统一筹划进军西藏和经营西藏工作。
与此同时，中央同意刘伯承、邓小平提出的以十八军为入藏主力，并由青海、云南、新疆多路向心进兵的建议，并分别下达了命令。
1949年末，成都战役胜利结束。参战的第十八军指战员l月上旬正回师川南，突然接到原地待命的通知，要军长张国华率领各师主要领导干部赴重庆，接受新的任务。
1950年1月10日，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在重庆接见十八军张国华军长，接着又于15日向十八军师以上主要领导干部，传达党中央、毛主席解放西藏的决策、方针和部署。刘伯承司令员说，解放西藏完成祖国大陆统一，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巩固西南边防，解放西藏人民，是我党光荣而艰巨的事业，希望你们勇敢地担当。邓小平政委说，西藏是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有特殊性，政策性很强。解放西藏有军事问题，也有政治问题，但军事与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要军事、政治同时解决。政策问题极为重要，要靠政策走路，要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团结达赖、班禅两个集团。
十八军来自豫、皖、苏地区，转战安徽、江西、湖南、贵州，带着满身征尘来到天府之国四川，原来任务是驻守川南，突然接到新的任务--向遥远的、神秘的、陌生的西藏进军。这个弯转得很急，一部分指战员一下子难以适应新的情况。军党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军进行声势浩大的进军西藏动员活动。全军立即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新华社1950年元旦社论，使广大指战员明确了解放西藏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神圣职责，指战员们决心“定把五星红旗插上喜玛拉雅山！”。
为适应高原长途行军跋涉，部队迅速掀起行军、生活的训练，战士们在平原上搭起帐篷生活，开展长征负重行军训练。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和十八军党委立即成立“政策研究室”，吸收一批懂得藏语文、熟悉西藏情况的教授、专家，调查西藏情况，提出具体政策执行意见
3月下旬，十八军成立了由副政委王其梅、第二参谋长李觉等人组成的前进指挥所，同时派出了南北两路先遣部队。前进指挥所于4月底进抵西康省的康定。北路先遣部队由五十二师师长吴忠和天宝率领该师一五四团，取道雅安、康定、道孚、炉霍，4月28日到达甘孜。天宝是西康藏族，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西康，参军北上，他熟悉西康藏族情况和藏族的历史、民风、民俗，对开展藏区工作起到了很大作用。5月初，一五四团政委杨军率二营进驻金沙江东岸的邓柯。南路先遣部队由五十三师副政委苗丕一率领该师一五七团一部，取道康定、雅江、理塘，于7月30日进抵金沙江边的巴塘。在这之前，巴塘我地下党负责人平措旺杰和十八军陈竞波率领先遣支队和一批当地吸收的藏族青年于6月底先期到达巴塘。先遣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对康藏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对藏族上层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和藏族人民广泛接触，宣传我党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取得当地上层人士和藏族群众对我军进军西藏的支持。
当时的西康，有很多有实力的土司和上层人物，如德格的降央伯姆、玉隆的夏格刀登、义敦的邦达家族。做好这些人的工作，对于团结西康大小土司、头人十分重要。为团结这批关键人物，先遣部队领导分工负责做好夏格刀登等人的工作；他们亲自登门拜访，和上层统战朋友交心，向上层人士讲解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宣传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争取他们协助和支持进军西藏。
十八军接受进藏任务后及进军途中陆续吸收了一批藏族青年参军，主要有北京藏文班的学员和巴塘的藏族青年，这批藏族青年，在以后的进军西藏和建设西藏的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主席从西藏的经济、政治状况出发，体恤藏民的疾苦，规定了“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方针，部队的费用由中央包干，所需物资主要由内地运送。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向山川阻隔、交通闭塞的西藏进军，后勤供应成了至为关键的问题。朱德总司令曾致电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就进军西藏的供应问题作了重要指示：西南局、西南军区把组织支援进藏，作为首要任务，要力求做到“前方部队需要什么就供应什么”。刘伯承、贺龙，亲自策划、指挥支援工作。
1950年2月初，西南军区组成以十八军副军长昌炳桂为司令员、第三兵团后勤部长胥光义为政委的支援司令部，负责组织实施支援进军的各项工作。在川西地区迅速征集大批粮食，在全国各地采购了包括皮衣、帐篷、防潮雨布、固体燃料等各类高原行军特需物资。国家还特地铸造银圆，拨发黄金，为部队入藏后购物之需。
为把物资运往前方，从4月13日起，抢修雅安至甘孜段公路。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政府曾修筑一条雅安至甘孜段公路，因坡陡路窄，未能通车，早已废弃。西南军区抽调六个工兵团，并十八军三个团和两个营，投入这段603公里路段修复工程。修路部队发扬“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克服高山缺氧、施工条件极差的困难，奋战四个半月。打通了海拔3600多米的二郎山和海拔4200多米的折多山，于8月26日通车甘孜。
高原运输既艰难又壮观。由853辆汽车、3381匹骡马组成的运输大军，在川康线接力运输。大渡河两岸公路已通而大桥未架好，运输兵就把汽车拆卸装船送到对岸，再组装起来运输；飞仙关等八座大桥被洪水冲毁，运输英雄们便用溜索、牛皮船转运物资过河。当年唱遍全国的《歌唱二郎山》、《英雄们战胜大渡河》等赞歌，就诞生在高原筑路、运输的英雄们中间。汽车和牲畜接力运输，全年共运输物资37700多吨，为部队提供了后勤保障。全国各地，特别是邻近西藏的四川、西康、云南、青海、新疆等省区，均以人力、物力支援进军西藏。重庆的代食粉、京津的蛋黄腊、东北的皮衣、上海的雨衣、武汉的固体燃料，源源运到进藏部队战士手中。新解放的西康藏族地区，由土司、头人和寺庙上层人士参加的运输支援委员会，动员了大批牲畜驮运物资。在漫长的高原运输线上，有10万以上牦牛参加经常性的运输。仅德格、白玉、石渠、邓柯四个县，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出动牦牛6万多头，驮运物资26万多驮。所有参加运输的民间牲畜，都按当地市价付给了运费。德格女运输队员曲美巴珍，用自己的两头牦牛和一匹马，在120公里的运输段上，驮运物资100多次。遇到雨天，她脱下自己的衣服盖住粮食驮子，被誉为支前模范。这样感人的事迹，在风雪高原运输线上随时都能看到。
与此同时，新疆独立骑兵师和一个骆驼团，在1800名民工的支援下，从5月起，自于田经普洛修建入藏公路，至年底完成208公里路段。青海方面，进军部队从5月中旬起，开始修建西宁至黄河公路，至11月底修通277公里。
十八军在接受进藏任务之后，普遍深入地进行了民族政策、统一战线政策和西藏的民风、民俗学习，并制定了以民族政策为主要内容的《进军守则》。部队进入藏族地区，便把模范执行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尊重藏族人民风俗习惯，当成重要准则严格遵守。公平交易、说话和气、不住民房、不进寺庙、不征用民工、不乱借群众之用具。他们的一举一动正像邓小平同志当时指示的那样：“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
进驻甘孜的部队，带来的干粮吃完了。战士们挖野菜、捉麻雀和地老鼠充饥。地老鼠是草原一害，捉来当餐饭，即可为草原除害，又能救急，本是一举两利之事。但是，有人却说这是“杀生”。部队首长听了，为尊重藏族人民风俗习惯，肚子再饿，也坚决下令禁止捕捉。
新疆骑兵独立师先遣连，在团保卫股长李狄三率领下，于8月1日从新疆于田县出发，翻越苍莽昆仑，穿过荒漠无人区，9月进驻阿里地区的扎麻芒布（即廷空，该地草木较好，连队称之为扎麻芒布，意为刺柴很多）。他们一支起帐篷，便先后派出六个小组，分赴四方寻找群众和官员联络，很快同当地藏胞和官员交上了朋友。他们向藏族同胞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把他们历经千辛万苦从遥远新疆带来的粮食、衣服、茶叶等物品用来救济贫苦牧民。
李狄三和当地官员之间有过多次友好信函来往，保存在原西藏地方政府档案库里的历史资料，反映了这支英雄连队所经受的严峻考验和模范执行民族政策的感人事迹。噶厦驻阿里的行政官员噶本在写给噶厦的一份报告中称：从廷空到噶尔下了一场大雪，共产党的驻地廷空、多莫、纳惹、玉瓦加巴等四处，被前所未有的大雪围困，帐篷之间无法通行，勉强通行就会发生危险。当时部队首长李狄三和士兵，都患了水肿和肺炎。从新疆带来的马匹，由于长途跋涉，加上大雪，缺少饲草，大量死亡，少数剩下的也十分瘦弱不能使役。
连队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对有时难免发生的事故，正确处理，处处体现了党的政策。李狄三在给阿里噶本赤门日、马朗巴的一封信中，通报了他对两起事故的处理情况，信中说：“连队在打猎时，误伤牧民两头牦牛，已对肇事者进行处理，并赔偿牛主才典和才仁两人大洋50元、玉米300斤、面粉100斤、砖茶三块以及花布若”。赔偿远远超过牦牛的市价。不但对战士要求严格，部队领导也都以身作则。因环境艰苦、长期劳累和严重营养不良，李狄三终于病倒了，卫生员给他打针，他摇摇头，吃力地说；“不要浪费！给新病号留下！”李狄三弥留之际，译电员给他念了后续部队即将到达的电报，他的眼睛闪出亮光，他要和死神抗争到新战友到来。当后续部队首长安志明来到他的身边，流着热泪大声呼唤着李狄三的名字时，他脸上露出笑容，遂之心脏停止了跳动。这个135人的英雄连队，在同大风雪搏斗的二百多个日日夜夜里，就有56人被饥饿、严寒、疾病夺去了生命。
进藏部队以实际行动，打破语言障碍，消除民族隔阂，澄清谣言，赢得了藏族同胞的 爱戴和信任，故而藏胞把人民解放军称为
“嘉沙巴”（新汉人）。
和平解放西藏
中央在确定人民解放军向西藏进军的同时，就确定了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1 950年1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就西藏问题发表谈话，即明确表示：如果西藏当局“派代表到京谈判西藏的和平解放问题，那么，这样的代表自将受到接待”。1950年2月25日，中央发出指示：“我军进驻西藏的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取一切办法与达赖集团进行谈判，使达赖留在西藏与我和解”。人民解放军在进军的同时，努力争取通过和平谈判方式解决西藏问题，这是中央的既定方针。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并不和平，都充满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进藏先遣部队一进驻西康藏区和金沙江畔，便向西藏当局开展政治争取工作。部队通过康定、甘孜、巴塘等地的上层人士和来往于金沙江两岸的商旅，将中央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以及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以各种方式传给西藏当局和昌都总管拉鲁·次旺多吉（以下称拉鲁）以及驻守金沙江沿岸的藏军代本。吴忠和天宝在给拉鲁总管、牟震代本的信中说：西藏地处边陲，近百年来为帝国主义侵凌，造成人民生活极大痛苦。本军希望与藏胞亲密携手，共谋解放，望阁下转报达赖活佛，即派员来甘孜前线指挥部就有关进军西藏之各项具体问题，详作洽商。
为达到和平解放西藏的目的，中央多次批准派遣熟悉西藏情况，对西藏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士入藏，同西藏当局直接对话，宣传中央的和平主张，劝其响应中央号召，不动干戈，实现祖国统一。
1950年2月25日，中央批复西南局：同意“派志清法师赴藏说服达赖集团脱离美英帝国主义，回到祖国，要达赖本人或其他代表赴北京协商解决西藏问题办法，或者与我进军中的前线司令部谈判”(《中央对西南局派志清法师赴藏电示西南局、西北局》(1950年2月25日)电文载《和平解放西藏》，第68页。)。电报中还说：“西北方面如有适当之人派到拉萨去进行说服达赖集团者，应设法派去”。志清法师早年曾到拉萨哲蚌寺学经。1943至1944年之间，经拉萨传召大会辩经，获得拉让巴格西学位。在藏期间他广为交游，结识了不少上层人土，拉鲁、擦绒·达桑扎堆和宇妥·扎西顿珠等都是他的朋友。志清法师一行来到金沙江畔，要过江却不能，藏军设防甚严，被阻隔在金沙江东岸，到昌都战役后才随军进入拉萨。
5月3日，在中央和西北局指示下，青海省人民政府派以达赖长兄塔尔寺的当才活佛为团长，黄南的夏日仓活佛、大通县的先灵活佛为副团长的青海省寺院劝和团进藏，劝说达赖集团派代表到西康与人民解放军进行和平谈判。该团行前，西北军政委员会彭德怀主席亲自到西宁接见劝和团全体成员。
7月，劝和团行至藏北那曲，为西藏当局扣留。三位活佛被送往拉萨，电台被没收，夏日仓、先灵活佛遭软禁。惟独当才活佛受到优待，与达赖会面后，造谣生事，污蔑中央，随后前往亚东出走国外。劝和团秘书迟玉锐夫妇等被藏军押到山南泽当寺囚禁，直到1951年2月
才被释放，归还了电台。
青海劝和团出发后的第六天，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著名藏族学者喜饶嘉措在西安人民广播电台对达赖、摄政、藏族僧俗各界发表广播讲话，指出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放西藏的各路解放军即将出发，告诫僧俗人民不要听信英、美帝国主义侵略者挑拨离间，敦促西藏当局派遣代表赴京进行和平谈判。西康解放后，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甘孜白利寺格达活佛带领随行人员，于1950年7月10日离开白利寺前往拉萨劝和。格达活佛是一位有名的爱国活佛，早在中国工农红军路过甘孜时，格达活佛就结识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参谋长。并担任当时在甘孜建立的“博巴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积极支援红军。红军北上抗日后，又掩护、转移红军伤病员。在以后的中华民族多难的年代，他们翘首盼望红军归来。
关于格达活佛劝和情况，五十二师师长吴忠回忆说：先遣部队进驻甘孜后，我和天宝同志到白利寺拜访格达活佛。落座后，格达活佛拿出一张珍藏多年的朱德总司令的照片和1935年由陈昌浩签署的保护白利寺的布告，他触景生情，畅谈当年和红军相处的美好日子，怀念那段愉快生活。当话题转到西藏解放问题上时，格达活佛更是激情满怀，他说，西藏上层人物中他有不少熟人。他经过反复考虑，决心去拉萨宣传解释中央的主张，希望我们向朱总司令报告，批准他的要求。不久收到朱总司令复电，对格达活佛的爱国热忱深表嘉许，中央并邀请他作为特邀代表参加6月中旬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格达
活佛看了电报后十分激动，他对我们说：“我真想马上就见到他，也很想到北京看看。可是，为了西藏的早日解放，现在都顾不上了，等西藏问题解决了，再到北京见朱总司令。”
我们再次向西南局、中央报告了格达活佛的要求。中央同意了他的请求。大约是9月中旬，忽然从昌都来了两名旅客，说是他们受格达活佛管家热勒之托向解放军报告，格达活佛已在昌都遇害身亡。
原来，格达活佛一行离开白利寺出发后。沿途以饱满的爱国热情，积极向藏族僧俗群众宣传中央的政策法令，介绍解放军在西康藏族地区尊重宗教信仰，保护喇嘛寺庙情况，劝说土司、头人、藏军官兵勿与解放军为敌。7月24日，格达活佛抵达昌都，立即向昌都总管拉鲁噶伦等说明来意，并给在拉萨的朋友写信，表示即将去拉萨促成和谈。拉萨当局得知情况后，立即指示昌都，既不准格达活佛前往拉萨，也不准他返回甘孜，格达活佛被噶厦驻昌都代表及帝国主义的特务软禁、扣留达一月之久。8月22日，这位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为西藏和平解放奔走呼号的活佛竟被暗害身亡。(王贵等著《西藏历史地位辨》，书中载有英国特务福特被俘后的供词，他承认格达活佛被害是其主谋。见该书第416～417页。)
在部队向西康挺进，派团入藏劝和的同时，中央即着手制定同西藏当局和平谈判的具体政策。5月17日，中央在一份电报中指示西南局草拟一个具体谈判条款。电报规定条款的基本原则是：“西藏方面必须驱逐英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我们方面，则可承认西藏的政治制度、宗教制度，连同达赖的地位在内，以及现有的武装力量、风俗习惯概不变更，并一律加以保护。”西南局据此精神，迅即拟定了十项条件报告中央。中央5月底批复同意。十条内容是：
（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中来。（二）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三）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四）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五）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六）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七）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八）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业，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九）对于过去亲英美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一律继续任职，不咎既往。（十）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人民解放军的经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人民解放军买卖公平。
十项条件，为争取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提出了一套完整政策，完全符合西藏人民的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也表现出中央对西藏当局的宽容和耐心。但是，却迟迟不为西藏当局所接受。西藏当局为加强对抗解放军进入西藏，大力扩军备战，藏军由原来的14个代本扩充到17个代本，组织了大批民兵和僧兵，由藏军司令率领的一批官兵到印度驻江孜兵营接受军事技术训练。同时，又设立了由噶伦亲自主管的军饷局，向人民额外征收军粮。将藏军主力部署在昌都、那曲、丁青及金沙江一线。在昌都、邓柯设立军事电台。在此期间，一批战争物资从国外运入西藏。黎吉生告知西藏“外交局”，在1950年上半年，已经向西藏提供了“装备一万多人”的枪支弹药。美国的外交文件中也说：“此时印度正在供应少量武器给西藏。”
1950年1月14日，美国合众社从伦敦发出西藏当局派出四个“亲善使团”，分赴美、英、印、尼四国访问，同时派一个代表团到北京表示“独立”的消息。代表团尚未出发，而远隔重洋的美国通讯社竟予以宣布，不能不引起中国人的严重关注。我外交部发言人即于1月20日通过新华社发表谈话，揭露帝国主义的这一阴谋，表明我国政府的严正立场。发言人尖锐指出：“这种消息由美国合众社加以宣布，只能表明这不过是美帝国主义及其侵略西藏的同谋们所导演的傀儡剧”。发言人严正告诫那些居心叵测的国家：如果拉萨当局违反西藏人民的意志，接受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命令，派非法“使团”从事分裂和背叛祖国的活动，那么，我国中央人民政府将不能容忍拉萨当局这种背叛祖国的行为，而任何接待这种非法“使团”的国家，将被认为对于中华人民共国怀有敌意。(《外交部发言人就西藏问题发表谈话》，载1950年1月21日《人民日报》。)
在我国政府的严正警告下，美英等国政府通知拉萨当局不愿接待西藏派“使团”到这些国家。拉萨当局只得将已达江孜的“使团”先遣人员召回。但派往北京的代表，仍于3月到达新德里。在这个由三人组成派往北京的“代表团”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夏格巴·旺秋德丹。夏格巴是一个顽固的亲英、美分裂分子。这个“代表团”在新德里会见了印度总理尼赫鲁，和美国驻新德里大使保持接触，接受他们的指点。尔后于3月15日致函我有关办事机构，宣称“西藏独立”，要求在香港就此谈判。
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答复说：你们的代表团是西藏地方政府派至中央人民政府商谈西藏地方事件的代表团，只能以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的名义来京进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地点必须在北京(林伯渠复信时间在1950年5月28日。)。但他们制造借口滞留印度，同帝国主义和国外反动派，继续进行背叛祖国的活动。6月，朝鲜战争爆发，夏格巴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便迫不及待地会见美国驻新德里大使，要求美国提供反对共产党的援助。6月16日，美国艾奇逊致电韩德逊大使说，美英正在讨论“鼓励西藏抵抗共产党控制”的办法。7月，艾奇逊电告韩德逊“现在能够对西藏人给予关于美国援助西藏的保证。”要韩德逊转告西藏人，美国“已准备协助采购和资助”。这个计划告诉了夏格巴，夏格巴进一步提出想得到美国的飞机、军队的援助。
1950年4月，中国与印度建立外交关系，中国驻印度大使代办申健于7月下旬到达新德里，很快会见了夏格巴，传达中央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敦促他们迅速谈判。8月21日，周恩来总理给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备忘录，重申中国中央人民政府赞成并主张以和平友好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中央人民政府已命令驻印大使在接见西藏代表团时，欢迎他们前来北京商谈。9月1
7日，我驻印度大使约见夏格巴等人，催促他们到北京谈判，要他们务于20日前到达北京。9 月23日，又约见他们，告诉原定期限已过，人民解放军将按计划行动，产生的后果由他们负责。如果他们很快去北京，仍然是好的，要他们立即动身，夏格巴答复已报告拉萨当局，待接复电后即去北京。实际上他们根本没有去北京的打算，夏格巴在《西藏政治史》中说：
“我们打电报给拉萨，即得到复电要我们不接受中国的建议”。
西藏当局对全国人民要求和平解放西藏的呼声，不但置之不理，拒赴藏劝和人员和劝和团于西藏境外，甚至羁押残害劝和人员；在拒绝中央人民政府要求西藏代表团到北京谈判同时，积极备战，把藏军主力和民兵约8000人部署在昌都金沙江一线，决心要与解放军对抗，关闭了和平谈判的大门。
昌都战役
由于西藏当局顽固坚持军事对抗，不给予适当的军事打击，西藏的和平解放便不能实现。1950年8月23日，毛泽东主席批复了西南局的昌都战役计划。毛主席指出：“如果我军能于十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北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当然也有别种可能）。”8月26日，西南军区下达了昌都战役的基本命令，9月5日，张国华军长率十八军主力抵达甘孜与前线指挥部汇合。15日，张国华在甘孜召开作战会议，张国华宣布了战役部署和作战行动方案：
我军采取正面进攻与战役大迂回相结合的战法，集中主要兵力于北线。北线部队由五十二师和军直侦察营、工兵营、炮兵营、五十四师炮兵连及已于7月下旬自西宁进驻玉树的青海骑兵支队（含五十二师侦察连）组成，统由五十二师指挥。成左、中、右三路配置，右路为一五四团及青海骑兵支队，担任战役迂回任务，战役发起后，一五四团自邓柯渡江，同骑兵支队一起南下，向类乌齐、恩达疾进，切断藏军西逃通道，并阻止丁青藏军东援；中路为五十二师师直及一五五团、一五六团、军炮兵营，继一五四团之后于邓柯渡江，经郭维、生达南下，直取昌都；左路为军侦察营、工兵营并配五十四师炮兵连担任正面钳制任务，于岗托渡江向昌都方向攻击，不使昌都之藏军过早逃跑，待中、右两路部队逼近昌都切断藏军退路后，则配合围歼昌都守军，并以一部迂回昌都南面，阻歼南逃藏军。
位于南线的五十三师一五七团由巴塘西南渡江，歼灭宁静藏军后，直出邦达、八宿，切断昌都藏军西南退路；另外，南线十四军四十二师之一二六团和一二五团由滇康边界的德钦、贡山出击，歼灭门工、碧土、盐井藏军，尔后向西北方向佯动，配合十八军作战。
10月6日，昌都战役按预定方案顺利展开。6日，一五四团由邓柯渡江。8日，青海骑支从玉树南下。接着，一五四团即同骑支进抵囊谦。然后，骑支走外翼，一五四团走内翼，千里大迂回，像两柄利剑直插类乌齐、恩达。一五四团连续十日急行军，于16日夺取了类乌齐以北的甲藏卡铁索桥。骑支健儿顶风冒雪，翻越积雪半人深的两座海拔5000多米的大雪山，而后昼夜兼程前进，于17日攻占类乌齐。接着，他们不顾战马大批倒毙，向南疾驰，于18日袭占思文及各山口通道。与此同时，一五四团于1日晚到达类乌齐。至此，切断了昌都藏军西退之路，为夺取昌都战役全胜奠定了基础。中路五十二师邓柯渡江，攻向昌都；左路岗托渡江到达
对岸。后续部队遭藏军火力封锁，解放军战士冒逆流，勇猛前进，奋战几日渡到对岸。16日 ，奔袭逼近昌都。10日，南线解放军攻占盐井、门工、碧土，堵住藏军沿南线西撤之路。
宁静的藏军九代本德格·格桑旺堆早在几个月之前就收到解放军巴塘前线指挥官的争取信，他在江东的亲友受解放军的委托过江同他接触，使他对共产党和解放军有所了解，萌发了起义的念头。一五七团于9日渡江后，攻占吉松岗，眼看就要到达宁静。11日，格桑旺堆率350名官兵起义。于是，解放军和平开进宁静。18日，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致电九代本全体官兵，表彰他们“深明大义，毅然高举义旗。”此时解放军逼近昌都，山城一片混乱。昌都藏军随即决定弃城。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率总管府官员一行70余人8日晨离开昌都，西撤至郎措拉，阿沛·阿旺晋美同其他官员商量后，派波曲宗宗本佳荣基加和孜仲藏巴拉向西去恩达方向找解放军联系。(阿沛·阿旺晋美：《西藏历史发展的伟大转折--纪念“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四十周年》,载《中国藏学》1991年第1期，第22页。)
阿沛于21日命令竹阁寺附近所有藏军放下了武器。解放军收缴藏军武器后，就地遣散了所有士兵和家属，每人发三至五块银元路费，三人合发一匹骡马，听凭各人意愿自由返乡，排以上军官，仍按原来品级予以特殊优待。
在此之前，解放军中路先头部队一五六团于19日进入昌都，昌都宣告解放。昌都战役，从10
月6日发起，到24日胜利结束，历18天，全歼三、七、八、十4个代本及二、四、六等代本各一部，争取第九代本起义，昌都一战，粉碎了帝国主义和西藏反动势力妄想以武力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的梦想，摧垮了藏军的半数以上，并俘获英国昌都电台台长福特等英印特务四人。(《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第18页。又见《关于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研究》，载郭冠忠：《西藏社会发展述略》，第79页。)主战分子的强硬态度开始动摇，和平之门逐渐打开。
我军解放昌都，在外国干涉者中引起一场反华的狂呼乱叫。印度政府连续三次照会我国政府，诬蔑中国“入侵西藏”，并威胁说“中国的地位将会因此而削弱”。与此同时，印度政府迅速增兵边境进一步侵占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领土。在大洋彼岸，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诬蔑我解放昌都的行动是“侵略”，“美国认为这是一件最不幸、最严重的事件”。
昌都一战，使西藏亲帝国主义势力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以藏军阻挡解放军进藏没有指望了。于是他们便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外国干涉上。噶厦派索康·旺青次旦等到国外，向联合国呼吁援助。11月15日，在美国策划下南美洲小国萨尔瓦多向联合国提出了一个所谓西藏议案。美国政府指示自己的代表说服印度代表投票支持萨尔瓦多提案，并许诺美国准备投票支持。
11月22日，我《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斥美国对西藏的阴谋》的短评，斥责美帝国主义利用联合国干涉我国人民解放西藏的行径。11月24日，联大总务委员会讨论决定延期审理所谓西藏议案，帝国主义阴谋未能得逞。随着军事、政治等方面的全面失利，西藏人民开始公开反对摄政达扎，布达拉宫前贴出了要求达扎下台的揭帖，西藏统治集团也出现内讧,互相发难。
自10月25日起，罗布林卡连续召开官员会议，讨论昌都失守后的形势和对策。会上，鲁康娃·泽旺绕登（以下简称“鲁康娃”）等人叫嚷，要同“共产党血战到底”。噶伦然巴和三大寺堪布提出和为上策。会议互相攻讦、指责、吵嚷。会议只好求神灵指点迷津。降神结果，达扎辞去摄政职务，由时年十七岁的达赖喇嘛提前莅位亲政。达赖亲政、达扎下台，无疑是对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产生积极影响。但是，达赖年幼，实权仍然握在上层反动当权派手中。12月19日，拉萨再次召开官员大会，决定将噶厦分为两摊，达赖喇嘛任命孜本鲁康娃和堪钦本珠仓·洛桑扎西为“司曹”（代理摄政），夏苏·居美多吉（以下称“夏苏”）和土登然央为“噶曹”（代理噶伦），组成留守拉萨噶厦。达赖喇嘛带领索康·旺清格勒（以下称索康噶伦）等30多名主要官员，于是日晚离开拉萨，前往亚东，组成亚东噶厦，并准备伺机出走印度。
昌都战役后，解放军受命继续设法与拉萨当局接触，争取平谈判。
阿沛和总管府官员一行回到昌都，解放军首长王其梅按藏族风俗生活习惯予以接待，享受总管身份的礼遇。
王其梅、吴忠等常去看望阿沛，问寒问暖，向他讲解共产党的宗旨、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同他一起学习讨论西南局制定的和平谈判十项条件，希望他利用个人的影响，劝说西藏当局和中央谈判。
阿沛在回忆他的这段经历时说：“我们和解放军接触两个多月，耳闻目睹，他们不住民房，不住寺庙，不论刮风下雨，都住帐篷，买卖公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所作所为是为人民服务的。”
这段生活，促成他认识上的变化，于是，他动手代在昌都的40名官员起草了一份给噶厦的建议书，传达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方针及对藏的基本政策，建议噶厦派代表与中央谈判，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信由昌都总管府官员金中和桑林昼夜兼程送往拉萨，(
金中即金中·坚赞平措，现为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桑林即桑林巴·平措多吉，已逝世。 见《做一个人民的公仆真好》载《中国西藏》2001年第1期，第26～29页；又见金中：《我在昌都解放前后》载《西藏文史资料》第九辑。)呈交噶厦。
几天后，金中和桑林被召到布达拉宫。司曹鲁康娃、洛桑扎西和噶曹夏苏、土登然央四人，代表噶厦说“政府（噶厦）已决定和中央谈判，拟派士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为代表，他们近期，经昌都到北京。你们赶快回昌都，把这个决定告知阿沛噶伦。”
然而，土登列门、桑颇带到昌都的噶厦的五项谈判条件，证明西藏当局派遣代表团不过是一种缓兵之计，并非诚意谈判。噶厦的五项条件大意是：要求和中央政府维持“檀越”关系，归还“汉政府”过去和最近“侵占”的西藏土地；西藏没有帝国主义势力，中央不要驻兵西藏，如遇外国入侵，那时再请“汉政府”帮助等等。五项条件不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因此这就使谈判失去了基础。另一方面噶厦又指使在印度的夏格巴向联合国呼吁，要求国际社会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西藏问题。
1950年底，昌都地区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成立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王其梅任主任，帕巴拉·格列朗杰、阿沛·阿旺晋美、察雅·罗登协绕、邦达多吉、德格·降央伯姆、平措旺杰、惠毅然、德格·格桑旺堆任副主任。昌都地区人民代表会议上，还成立了昌都地区僧俗人民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工作委员会，发出了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签名书。
与此同时，西南军区和西北军区为和平进军西藏作准备。十八军转入冬训，深入开展继续进军西藏和长期建设西藏的思想教育，进一步学习党的民族政策，学习藏语文，培养藏族干部。继续进行适应高原行军训练。西南军区于1950年年底调整了支援部署，为了更有效地组织运输，在已通车的路段，经常保持500辆汽车昼夜运输。在不通公路的广大地区，由于统战工作团结了当地的土司、头人，他们支援解放军的积极性都很高，出动了五万头牦牛运输物资，至1951年2月初，已将700万斤粮食、物资运过金沙江。刚解放的昌都，在昌都地区人民
解放委员会和各宗解放委员会领导下，都成立了以当地官员和头人为主的支援运输委员会，动员大量人力、畜力组成浩浩荡荡的运输大军，为支援进军作出了巨大贡献。昌都战役后，为继续进军作准备，加紧修筑康藏公路。
西北局于1950年12月25日召开会议，决定组建西北西藏工委，负责团结争取班禅集团工作，并为下一步开辟后藏地区工作做准备。1951年1月底，西北局统战部部长汪锋、西北局联络部部长范明等到中央汇报西北局上述意见。中央和军委通知西北局要求3月底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2月27日，西北军政委员会任命范明为驻班禅行辕代表，牙含章为驻班禅行辕助理代表。6月决定由范明、慕生忠、牙含章、白云峰组成中共西北西藏工作委员会，范明任书记。至6月底，调集干部700人、勤杂人员400多人，骆驼骡马上万头，并勘察行动路线，制定进军计划。此时，根据中央精神，西北西藏工委被命名为十八军独立支队。
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1951年1月2日，达赖一行抵边境重镇亚东。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以为逃到亚东，靠近印度，可能得到外国更多、更有效的帮助，并且作了一旦形势需要随时出走国外的准备。噶厦把派往国外的夏格巴·旺秋德丹、索康·旺青次旦、堪穷·洛桑才旦、邦达养壁等人召回亚东，于1月11日举行一次官员联席会议，汇报国外动态，讨论形势。会上听了夏格巴等人的汇报后，认为“搞西藏独立”没有希望，抵抗会失败得更惨。于是作出派遣代表赴京谈判的决定。
1951年1月27日，达赖喇嘛派员给中国驻新德里大使袁仲贤送去他于18日写的一封信。信中说：“过去，在我年幼未掌权之时，藏汉之间的友好关系屡遭破坏，对此深感遗憾。”“近日已通知阿沛及随员从速启程去北京，”“我们将再给阿沛派去两名助手，经印度前往北京。……他二人带去全体噶伦、西藏会议及人民的详细书面报告。”13天后，索康·旺青次旦和曲培土登带回袁仲贤大使给达赖喇嘛的复信。袁大使在信中，对收到达赖的信表示“衷心欣慰”，说“毛主席令我代表他祝贺你的执政”，“中央同意而且欢迎你加派代表经印度乘飞机到香港转广州赴北京。我们驻印度大使馆当给以一切旅行上的便利和帮助”。(《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第24页，《和平解放西藏》，第119页，附袁仲贤信。“曲培土登”即袁仲贤信中所写之“曲批图丹”。)
此时，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加紧收买索康·旺青格勒和土登诺布（即当才活佛），策划达赖逃亡印度，千方百计破坏西藏与中央的和平谈判，土登诺布不时出没于特务云集的印度噶伦堡。
3月21日，周恩来总理约见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迦，劝告印度政府不要促使达赖离开西藏。周恩来总理指出：达赖已在亚东，有人正引诱他去印度，希望他不要离开西藏，这样对他是有好处的。我们尊重西藏信仰自由，同意达赖作为西藏的宗教、政治领袖派代表来进行谈判。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如达赖不走，经过谈判解决，人民解放军可以和平进入西藏，达赖的地位仍旧可以保持。周总理还指出：如果达赖去了印度，就在中印关系上造成了一种阴影。(《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第26页。)
阿沛·阿旺晋美、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等一行于3月27日从昌都启程前往北京，昌都军民为代表们热烈送行。他们途经甘孜、重庆、西安等地时受到隆重欢迎和热情接待。在重庆期间，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政委会见了他们，向他们耐心地讲述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讲述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项条件，并希望他们把这些向取道印度的代表讲清楚，以取得谈判的圆满成功。阿沛等一行于4月22日到达北京，周恩来总理、朱德副主席和中央各部委负责人以及首都群众到车站热烈欢迎。经印度、香港的西藏代表凯墨
·索安旺堆、土丹旦达于26日到达北京。
班禅与班禅堪布会议厅的负责官员一行45人，于4月27日乘火车到达北京。在车站，他们受到周恩来总理、朱德副主席和中央各部门的负责同志以及首都群众的热烈欢迎。随后，周总理又设案为班禅洗尘。
班禅到北京，不参加谈判，中央邀请这位西藏宗教大师来京，与他商量和平解放西藏问题，听取他对解决与达赖团结问题的意见。
4月28日，中央宴请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周总理在讲话中欢迎代表团来京谈判，并指出谈判要依据和平解放西藏的十项条件进行，这是十条公约，大家共同遵守。宴会上宣布了参加和谈的全权代表名单，中央人民政府方面的全权代表是：首席代表李维汉，代表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西藏地方政府方面的全权代表是：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代表凯墨·索
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宴会上，周总理指示参加和谈的中央方面的同志，一定要把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和班禅方面人员的团结工作作好。李维汉就谈判的地点、方式、日期等问题，征求了阿沛·阿旺晋美的意见。
4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在北京军管会交际处开始。第一次谈判，未涉及实质性问题，双方代表仅就谈判的程序、步骤问题进行协商，听取了阿沛等代表的意见。李维汉说：“我们是一家人，大家商量把事办好”，中央印发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项条件供代表讨论。
正式谈判之前，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内部多次交换意见、协调看法。阿沛提出了一个原则：“我们能作主的问题就立即定下来，不能解决的，向亚东报告；来不及请示时，我们全权代表可以先定下来，再向达赖喇嘛报告”大家都同意这个原则。为了返藏后让达赖了解谈判情况，每次协商，他们都请代表团翻译彭措扎西（达赖姐夫）参加。
谈判的焦点集中在三个问题上。第一个问题，是解放军进驻西藏的问题。在5月2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西藏代表表示接受和平解放西藏的十项条件，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不同意派解放军驻西藏。李维汉就此作了长篇发言，他指出：进军西藏是中央的既定方针，西藏边防需要强大的国防军驻守，以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保护西藏人民的安全。进藏的人民解放军不要西藏地方供给，不要西藏人民负担。有人担心解放军进入西藏整藏族，这种顾虑可以理解，但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如果要整的话，用战斗打败了更可以整，哪里用得着和平谈判呢。李维汉的话合情合理，西藏代表无话可讲。但因噶厦曾有交代要代表们设法争取解放军不要进藏，所以西藏代表没有马上点头，而就进藏人民解放军的人数、时间、入藏路线、驻守地点等提出询问，要求中央明确下来，以便向西藏地方政府报告。
中央代表建议谈判休息两天，安排西藏代表参观、观看文艺节目。其间，中央代表和工作人员，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人民解放军的性质、宗旨和作风。请他们相信，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爱护西藏人民，解放军入藏，对西藏人民有利，对全国人民有利。
5月7日第三次谈判，中央代表就进军人数、驻地作了明确答复。经过两次谈判和休息期间双方对话，西藏代表内部进行认真商量和仔细考虑接受了“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这一条款。第二个问题是围绕西藏实行区域自治和各项改革事宜展开商谈的。西藏代表担心对西藏旧制度进行改革，西藏代表提出，十项条件第二条（
即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与第三条（即西藏现行各种制度不变）之间有矛盾。在5月10日举行的第四次谈判中，中央首席代表李维汉针对西藏代表的提问，详细阐述了中央的民族政策。他指出，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区域自治是一项基本政策，而西藏的政治制度不变，是根据西藏目前的实际情况决定的，假使西藏人民愿意有些变更，由西藏上层和西藏人民群众自己决定。西藏代表对李维汉代表的话再无异义。接着，西藏代表要求，如果达赖决定到境外暂住，看看西藏的变化，然后再回来，中央仍应保证他的地位和职权不变。中央代表表示同意，遂以《西藏地方政府关于执行协议的声明》的形式，作为协商附件确定下来。第三个问题是班禅的固有地位问题。开谈以来，虽然双方有过争论，认识很快得到统一，进展相当顺利。但是当班禅的地位问题出现在谈判桌上，严重的分歧发生了。历史上，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严重失和，1923年九世班禅移居内地，双方积怨很深。1933年十月，十三世达赖圆寂，西藏地方政府写信给班禅，希望他回藏主持寻找达赖转世灵童。1935年至1936年间，九世班禅在国民党卫队的护送下准备返藏。到了玉树，噶厦提出不准卫队入藏，双方经过多次交涉，毫无结果。最后九世班禅在玉树去世，双方对立更趋严重。因此，班禅问题一经提出，气氛立刻紧张起来。西藏代表表示，现在是中央和西藏地方谈判，解决中央和西藏地方问题，班禅问题与此无关，根本拒绝讨论。中央首席代表李维汉指出，在共产党领导下，不仅要解决藏汉民族之间的团结问题，也要解决西藏民族内部矛盾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班禅即通电拥护，他们近30年来没有勾结帝国主义，没有出国，是爱国的，这是一个界线。尽管中央代表作了详细的解释，西藏代表根本不点头，认为西藏地方政府没有授权讨论这个问题。(《阿沛·阿旺晋美回忆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签订》,1989年7月31日在自治区五届人大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一时双方意见难以取得一致，中央代表建议休会。
中央代表来到西藏地方代表下榻的北京饭店，作小范围内非正式商榷。最后中央代表孙志远说：把达赖、班禅间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放在协议签订之后解决，在协议中只写上这样的内容，即恢复九世班禅和十三世达赖和好时固有的地位和职权，不知行不行？西藏代表经过商量表示：单是这样写可以，那是好多代人形成的历史，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
5月20日继续谈判，双方再无异议。以后两天，双方共同研究协议文字表述等技术问题，气氛十分融洽。(《和平解放西藏》所附:
《阿沛·阿旺晋美回忆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签订》，第213～219页。)
从4月29日到5月21日，双方经过二十多天耐心、友好、充分协商，圆满达成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5月23日，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签字仪式。(土丹旦达：《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前后》，1982年12月。《西藏文史
资料选辑》第一辑。)签字仪式由中央人民政府朱德副主席、李济深副主席和政务院陈云副总理主持。此协议又简称“十七条协议”，具体内容如下：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1951年5月23日）
西藏民族是中国境内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与其他许多民族一样，在伟大祖国的缔造与发展过程中，尽了自己的光荣的责任。但在近百余年来，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了中国，因此也就侵入了西藏地区，并进行了各种的欺骗和挑拨，国民政府对于西藏民族，则和以前的反动政府一样，继续行使其民族压迫和民族离间的政策，致使西藏民族内部发生了分裂和不团结。而西藏地方政府对于帝国主义的欺骗和挑拨,没有加以反对，对伟大的祖国采取了非爱国主义的态度。这些情况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陷于奴役和痛苦的深渊。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此后又推翻了各民族的共同的敌人--国民党反动政府，驱逐了各民族的共同外部敌人--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此基础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的大家庭之内，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自己的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中央人民政府则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自此以后，国内各民族除西藏及台湾区域外，均已获得解放。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和各级人民政府直接领导之下、各少数民族均已获得充分享受民族平等的权利，并已经实行或正在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为了顺利地清除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西藏的影响，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和主权的统一，保卫国防，使西藏和西藏人民获得解放，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来，与国内其他各民族享受同样的民族平等的权利，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中央人民政府于命令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之际，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遣代表来中央举行谈判，以便订立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1951年4月下旬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到达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当即指派全权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于友好的基础上举行了谈判，谈判结果，双方同意达成本协议，并保证其付诸实行。
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共十七条，内容如下：
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
二、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
三、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
四、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五、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
六、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系指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彼此和好相处时的地位及职权。
七、实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寺庙的收入，中央不予变更。
八、西藏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华人民共国国防武装的一部分。
九、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
十、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
十一、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
十二、过去亲帝国主义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坚决脱离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仍可继续供职，不咎既往。
十三、进入西藏的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同时买卖公平，不妄取人民一针一线。
十四、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并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邻邦和平相处，建立和发展公平的通商贸易关系。
十五、为保证本协议之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除中央人民政府派去的人员外，尽量吸收西藏地方人员参加工作。
参加军政委员会的西藏地方人员，得包括西藏地方政府及各地区、各主要寺庙的爱国分子，由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代表与有关各方面协商提出名单，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十六、军政委员会、军区司令部及入藏人民解放军所需经费，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西藏地方政府应协助人民解放军购买和运输粮秣及其它日用品。
十七、本协议签字盖章后立即生效。
双方代表签字略（1951年5月23日）(《十七条协议》录自《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564～567页。)
5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西藏和谈代表团，同代表们进行亲切谈话。当天晚上毛主席举行宴会庆祝协议签订，毛主席致词说：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西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反动的清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现在，达赖喇嘛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打倒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后才达到的。这种团结是兄弟般的团结，不是一方面压迫另一方面，这种团结是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今后，在这一团结基础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班禅和阿沛也讲了话。5月2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十七条协议》的全文。5月28日，班禅额尔德尼及班禅堪布会议厅全体人员发表声明，拥护协议。30日，班禅致电达赖，表示愿意和达赖精诚团结，为实现协议而努力。
在整个和谈期间，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一直同亚东的达赖喇嘛和噶厦官员保持电报联络，重大问题表态都得到亚东方面的同意。31日，阿沛又致电达赖喇嘛和噶厦，报告了签订协议的经过和协议内容。但亚东噶厦却表示，在未看到协议正文时，不对协议发表意见。
为促进协议的贯彻执行，中央委派张经武为中央人民政府代表，经香港、印度，到西藏工作，并携带毛主席给达赖喇嘛的亲笔信前往西藏亚东。6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一行离开北京，同行的有经印度到京的西藏和谈代表噶伦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以及桑颇·
登增顿珠和翻译彭措扎西等人。他们于7月14日到达亚东。
次日，张经武在达赖喇嘛卧室会见了达赖喇嘛。张经武向达赖面交了毛主席的亲笔 信和协议抄本。毛主席在信中肯定了达赖亲政后，派代表到京谈判的正确作法。信中说：“希望你和你领导的西藏地方政府，认真实行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尽力帮助人民解放军和平开进西藏地区。”达赖喇嘛问候毛主席身体健康，并表示他马上就要返回拉萨。对协议，达赖说，阿沛很快就要回到拉萨，到时噶厦讨论一些问题，再对协议表态。21日，达赖携随行官员自亚东启程返拉萨。孜本夏格巴逃往国外，索康噶伦也称病前往印度治疗。张经武一行于7月22
日离开亚东，8月8日到达拉萨，受到留守拉萨的噶厦官员和僧俗人民的热烈欢迎。中央代表一到拉萨，立即全力投入上层统战工作，登门拜访西藏地方政府的四品官以上的僧俗官员以及三大寺堪布。送协议抄本上门，向上层人士传达协议精神，宣传解释中央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做团结工作。
进军西藏
协议签订后，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即于1951年5月25日发布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训令。训令说：“我人民解放军为了保证协议的实现与巩固国防的需要，决定派必要的兵力进驻西藏。”
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分别自西康、云南、新疆、青海向西藏开进。
为了更好地执行中央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更好地团结西藏僧俗人民，进藏部队连续发出了《进军守则》、《入城纪律》、《外事纪律》等规定，要求部队进行教育，严格遵守。由王其梅副政委率领的十八军进藏先遣支队，于7月25日离开昌都，在藏族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向拉萨进军。西藏和谈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代表土登列门等同先遣支队一同返拉萨。这支配有统战、公安、宣传、外事干部和文工队的先遣支队，主要任务是先行进入拉萨，了解情况、宣传协议。他们经过边坝、嘉黎、太昭，翻越海拔6300米的东、西大雪山，通过荒凉的“穷八站”，战胜缺氧、断粮等重重困难，英勇前进。一路拜访头人、接触群众，进行文艺演出，宣传协议精神。9月9日，先遣支队进抵拉萨，拉萨人民像迎接亲人一样，热烈欢迎自己的队伍入城。当部队迈着整齐的步伐，尤其是由文工队女同志组成的腰鼓队经过古城街道时，欢迎人群中发出“文成公主来了！文成公主来了”的热情欢呼声。
阿沛因途经太昭他的庄园时停留数日，晚先遣支队3天，于9月12日返抵拉萨。上万僧俗人民涌上街头，热烈欢迎他们光荣归来。
由张国华军长、谭冠三政委率领的十八军领导机关于7月1日自甘孜出发，17日抵达昌都，于 8月28日离开昌都经丁青、沙丁、墨竹工卡向拉萨进发。部队翻越4000米以上大山十多座，渡过澜沧江、怒江及无数急流冰河。战士平均负重70多斤，最多的达一百来斤，在空气稀薄、环境艰苦的高原上长途跋涉。表现出人民战士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在翻越海拔6000米的冷拉山时，山上积雪二尺多深，天气奇寒，严重缺氧，下山时，人、马、驮骡在冰雪陡坡上滑行两公里多，指战员口、鼻流血的达三分之二，军直属队的1200匹骡
马，很多倒毙，干部战士5人牺牲。尽管困难重重，部队经过的地方，首长都要拜访头人、上层喇嘛，作统战工作。宣传部门、医疗卫生人员给群众放电影、发宣传品、医治疾病。部队经过118天的艰难跋涉，于10月26日进入拉萨，并举行庄严的入城式，受到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和人民群众两万多人的热烈欢迎。
由范明率领的十八军独立支队（西北西藏工委）1100余人，分为两个梯队，于8月22日从青海香日德出发，向拉萨开进。部队先后颁发了《进藏行军计划》、《草原行军知识》和《入藏守则》。部队穿过黄河源头的沼泽地带和长江源头的通天河，翻越莽莽昆仑和白雪皑皑的唐古拉山，于11月4日进抵藏北那曲。部队抢渡通天河时，适逢罕见洪水，部队泅渡和用牛皮筏子摆渡15昼夜，牺牲8人，溺死牲畜150余头。12月，十八军独立支队进入拉萨，受到拉萨僧俗人民和先期到达的进藏部队的热烈欢迎。
由新疆进入西藏的独立骑兵师的后续部队，在副团长安志明的率领下，于5月28日进抵阿里地区的扎麻芒布，与先期到达的先遣连会合后，于6月29日进驻普兰宗，8月3日进驻阿里的噶大克。
由云南入藏的部队，于1951年8月30日进驻竹瓦根，10月1日进驻察隅，在人聚居的边防地带开展工作。至此，各路入藏部队已进驻西藏各边防要地，把五星红旗插上了喜马拉雅山，守卫着祖国的西南边防。
1952年2月10日，西藏军区在拉萨成立，司令员张国华、政治委员谭冠三，阿沛·阿旺晋美、朵喀·彭措饶杰、昌炳桂分别任第一、第二、第三副司令员，范明、王其梅任副政委，李觉任参谋长，刘振国任政治部主任。
阿沛返回拉萨后，于9月20日拜见了达赖喇嘛和两位司曹，汇报了在京谈判经过。9月24日至 26日，几位和谈代表又在有300多人参加的西藏僧俗官员扩大会议上，报告了参加和平谈判和签订协议的经过。会上有人对签订协议提出质问和责难，阿沛表示：“愿以全体和谈代表的身家性命和财产担保，签订协议完全是为了达赖喇嘛和全藏人民的利益，中央对协议有诚意。”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总的认为协议很好。但又有个别人提出了一些问题，要求中央代表张经武给予答复。
10月14日，张经武在噶厦会议上，明确答复了他们提出的三个问题。第一，军政委员会是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的代理机构，为了保证协议的贯彻执行，军政委员会设主席和副主席，拟由达赖任主席，班禅、张国华分任副主席。第二，关于军队入藏人数，西藏地方政府如果保证协议的执行，可以比原定的少一些。第三，中央人民政府原则上同意昌都地区划归西藏自治区。
1951年10月24日，达赖喇嘛致电毛主席表示拥护协议。电报说：“今年西藏地方政府特派全权代表噶伦阿沛等五人，于4月底抵达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全权代表进行和谈，双方代表在友好的基础上，已于5月23日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卫祖国领土的统一。”
1951年12月19日，班禅及班禅堪布会议厅全体官员在西北军政委员会驻班禅行辕助理代表牙含章护送下，从西宁启程返藏，西北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代表毛主席前往送行，历时四个多月，于1952年4月28日到达拉萨。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和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等前往郊外欢迎，西藏地方政府在郊外设帐篷欢迎。班禅在拉萨同达赖进行了历史性会见后于6月23日返抵日喀则，回到他主持的扎什伦布寺。日喀则一万多僧俗人民涌上街头，热烈欢迎班禅大师返寺。(据牙含章先生所著《班禅额尔德尼传》载：此路行军同样的艰苦，三千峰骆驼，到那曲时只剩下一千余峰。全程5千华里，历时120天。详见该书第3
26～331页。)
西藏两位宗教领袖失和将近三十年，在中央民族政策的感召下，在协议的基础上，重归于好而重新团结起来。自《十七条协议》签订，人民解放军和平进驻西藏至今已逾50个春秋。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西藏当代史上这一伟大的变革离开我们越久远，它的意义便越显得伟大而深远。西藏和平解放，是西藏历史和西藏与祖国关系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协议的基本精神将继续影响西藏的未来，协议开创的新纪元必然按照它固有的规律向前发展，任何力量都无法逆转这一历史发展方向。(见《和平解放西藏》1995年西藏人民出版社版；又见《关于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研究》，载郭冠忠著《西藏社会发展述略》，第79～118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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