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条协议》签订前后，我国政府多次严正申明，西藏是中国领土，必须驱逐帝国主义出西藏，使西藏得到解放。此言非常正确，一言中的。
1951年和平解放前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失常，甚至一小撮反动的掌权者竟敢于闹分裂，其根本原因就是帝国主义分裂势力明里暗里作祟。

近些年来，叛逃国外的一些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在敌视中国的外国势力的鼓动下大肆鼓吹“西藏独立”论，说什么西藏在公元前一百多年直到《十七条协议》签订前，一直是“独立”的。甚至瞒天过海，说什么和平解放前西藏没有外国势力。攻击我国解放西藏的理由无据，等等。他们还利用国际讲坛或借助报端，赤裸裸地公开叫喊“西藏独立”，为此他们不择手段地颠倒是非，歪曲历史，甚嚣尘上。某些国外敌视中国的势力，对此特别卖劲，为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出谋划策，提供讲坛、提供资金，甚至亲自出马，发表声明 、讲演乃 至著书立说，炮制了一系列旨在破坏中国统一，鼓吹“西藏独立”的谬论，他们的所作所为 曾蒙蔽欺骗了不少不明真相的善良、正直的人们，其中包括国内外一些藏胞，及一些国外人士，对此，我们有必要根据历史事实正确阐述解放前夕的西藏历史的本来面貌，揭露“独立”论的阴谋实质。

早期西方的侵藏图谋

经过查阅历史，我们发现了特别有讽刺意义的事实。今日西方某些人士极力叫嚣 “西藏独立”，甚至以扶持弱小民族、保护“人权”的正人君子的面貌出现，但是确凿的历 史事实证明，最早侵略西藏和屠杀藏族人民的正是来自西方的殖民主义者，而挑拨离间西藏 与中央政府统属关系，否定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乃至鼓动、策划“西藏独立”的，仍然是 出自西方。有的在西藏和平解放前夕仓惶逃离西藏的帝国主义分子，时至 50年后的今 天仍不甘心失败，仍在信口雌黄鼓噪“西藏独立”，妄图重温其过去侵略西藏的旧梦。

翻开近代史一查，那些“自由世界”的西方人是随殖民主义的浊浪涌至西藏的，他们早就垂涎西藏的金矿、硼砂矿、农副产品和待开发的市场，瓜分西藏是他们妄图瓜分整个中国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引用当时英印总督冠松（G.N.Cuyzon）于1901年11月6日给英国大臣乔治· 汉密尔顿勋爵（Lord George Hamillon）的信，看看英、俄两个帝国是怎样勾心斗角图谋瓜分西藏的。信中写道：“若是我们在西藏无所作为，用不了十年，我们就会眼看着俄国试图建立一个保护国” 。信中接着说：“我认为，我们应该而且能够防止西藏变成俄国的保护国，其办法是我们先下手……假如俄国到了尼泊尔边界，我们会眼看着尼泊尔变为第二个阿富汗。西藏，不是尼泊尔，应该是我们同俄国之间的缓冲”（见兰姆：《论俄国在西藏的阴谋》Alastair Lamb:《Somte Notes on Russian Intrigue In Tibet》。)

曾在西藏推行英国分裂西藏政策的英国官员黎吉生，也直言不讳地供认：“我告诉达赖喇嘛陛下，我总是向我的政府指出：……西藏完全应该脱离中国，实行自治”(贝尔：《达赖喇嘛画像》第49、53章，第328、352页Bell：《Portrait of the Dalai Lama》。)。

虽然黎吉生说他自己十分清楚地知道：“英国、美国和大多数欧洲国家均知道西藏是在中国的统治之下。“英俄双方在殖民主义政策主使下，为了将西藏占为己有，他们对西藏领土推行“大角逐 ”（Great Game）政策（兰姆语）。下述就是他们为推行此政策而采取的各种阴谋手法 ：

第一，侦察、了解西藏，接近西藏，拉拢西藏上层。

第二，利用清朝中央或驻藏大臣与西藏上层的矛盾，并有意制造、扩大矛盾，从中挑拨、加深猜疑，以至最终达到唆使西藏地方对抗清中央的目的。

第三，有意制造、扩大达赖和班禅两大系统的矛盾，也就是分化西藏内部，使西藏内部分裂 不和，以便他们两国各个击破，分化、瓦解。使西藏既与清中央闹矛盾，又使西藏内部不统一，实际上削弱西藏力量，使其孤立无援，好任英俄摆布。

第四，培养西藏内部的亲外势力（亲英或亲俄），并通过这些力量逐渐控制西藏的政局，并极力进一步促使这种西藏亲外势力成为英俄的代言人。

第五，英国与俄国相持不下时，英国妄想使西藏成为一个所谓中立的英俄之间的缓冲国（buffer state）。但这种所谓“缓冲”只是英俄在侵藏发生尖锐对抗时的一种暂时的间歇形式，时机一到，双方都将设法把西藏作为各自的殖民地。

第六，避开清中央政府，直接与西藏地方政权交涉，并利用不平等条约和武力威胁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迫其按英俄意图压制西藏抵抗英俄的行动。从而既达到其侵藏目的又 可加深西藏与清中央政权的矛盾，进而使西藏脱离中国政权的管辖，逐渐走上亲英或亲俄的道路。

第七，英俄公然制造“宗主权”（suzerainty）、“宗主国”（suzerainty state）等所谓 “新词”，以否定中国对西藏行使主权（sovereignty）及作为主权国(sovereignty state) 的地位，以便使西藏成为英俄的“保护国”(protectorate)，唆使西藏“自治”(autonomous)以至最终变为英俄监督下的“独立国”(Independent State)。以此达到分裂中国西藏的险恶目的。

面临英俄帝国主义者分裂西藏的危机时刻，中央政府及西藏地方的关系、中央与西藏对英俄等帝国主义的态度如何呢？

简要地说，1840年以后中国清朝政府虽然日益腐败，但始终对西藏行使主权，与西藏是统属关系。西藏地方也同样认为西藏是中国的领土，西藏的一切均在中国清政府的控制之下。现在我们引用西藏三大寺于1888年1月31日给清朝皇帝的一封奏书。奏书中有一段记载中央政权与西藏的臣属关系,言词明确而生动，其原文是：“伏思卑唐古特(Tangut，按即清季对西藏的别称)自前明天启、崇祯之际，因其纲纪凌夷，断难托附，是 以远道输诚，投归我曼珠师利菩萨（manju-cri Bodhisattra-The god's name）太宗文皇帝 （按即清太宗皇太极，此指1642年西藏五世达赖喇嘛遣使至沈阳投归清文宗事），自是 三百年来，渥荷列圣厚恩……何敢不恭顺，何忍不恭顺”（《清季筹藏奏牍》第一册）。

1774年，班禅六世写给英国东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督办瓦伦·海斯丁司(Warren Hastings)表示拒绝“通商”的信中说：“（西藏）臣属中国”。当时班禅同西藏摄政第穆(Regents demo)也向海斯丁司派遣入藏的官员波格尔(G.Bogle)严正表示：“整个西藏是在中国大皇帝主权管辖之下的地方，西藏的一切无不听命于北京的朝廷”(见：凯曼：《通过喜玛拉雅山的贸易》Cammann. S.：《Trade throught the Himalayas）；兰姆：《不列颠和中亚细亚、通往拉萨的道路》Lamb：《 Britain and Central Asia, The Road to Lhasa》。)。

1865年，英印政府派遣间谍纳恩·辛格（Nain Singh）入藏，他曾混入布达拉宫并见过十二世达赖喇嘛，他在密报中也记载了中国中央政权与西藏地方的关系。报告说：“尽管摄政王正式掌管政权大事，但他实际上是受北京驻拉萨的代表即中国驻西藏大臣（Chinese Resident in Tibet）的控制”(见彼得·霍普柯克：《闯入世界屋脊的人 》Petter Hopekirk：《Respassers on the Roof of the world》。)。

1912年，达赖从印度返回西藏，曾让藏族上层官员在民众大会（Tsongdu）中议论西藏与中央政权的关系。除去极少数亲英分子外，绝大多数人反对分裂，主张继续保持中央 政权对西藏的统属关系。对此连积极策划“西藏独立”的英国官员贝尔（Bell）也不得不承认。他在《西藏今昔》（《Tibet past and present》）中说到：“民众大会对中国中央政府 ”倾向之者，亦不少也。又说：“西藏之官吏僧俗人民中，有左袒中国党者”（按：此处之“党” 系指“集团势力”而言）。

十三世达赖喇嘛因对腐败的清政府丧权辱国的政策不满以至丧失信心，在英帝的策动诱惑下在与中央政府关系上曾一度发生动摇，但他在1930年对中央政府进藏官员刘曼卿谈话时坚持正确的立场，达赖喇嘛说，西藏等藏区“都是中国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发生某些矛盾，那是属于“兄弟阋墙”。对于西藏主权，达赖喇嘛说：“英国人对吾确有诱惑之念，但吾知主权不可失，性质习惯两不容，故彼来（按：指英国官员）均虚与周旋，未尝予以分厘权利。”（见刘曼卿：《康藏轺征》）

上述几则史料扼要地表明：清季以来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虽然有某些矛盾，但在共同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反对西藏分裂这一根本点上是一致的，正如西藏噶厦1930年藏历7月6日通过西藏办事长官陆兴祺转南京政府的信函所说： “汉番历来一家……西藏为我（指中国）五族之一，唇齿相依，荣辱相与，断无离异之理”（见蒙藏委员会档案，原件为藏文）。对中国人，包括西藏人在内的广大人民来说，这些坚定的信念是很宝贵的。但对执意分裂西藏的西方殖民主义者来说，他们是极不高兴的，他们为了达到瓜分西藏的目的，就采取了前面我们提到的七种手法妄图实现其野心。

现在我们举出一些实例，看看西方是怎样实施他们的七种手法的：

（一）利用不平等条约中某些条款做借口，公开强行入藏侦察情况。西方势力利用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迫使清 政 府发给西方人护照，以利他们传教、游历、通商。1876年西方势力又利用《烟台条约》，公然持护照经甘、青、川强行入藏。上述不平等条约，引起藏人的反对和抵制，并对清政府不满，激发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不和，1885年英印政府派马科蕾（Macaulay,又译马可勒）持据《烟台条约》取得的护照，以“ 商务代表团”名义，武装取道锡金强行进入西藏干坝的甲冈（Gia-gong）。

1879-1882年英国间谍达斯（The most sophisti cated native agent then available, S. C.Das），奉印度测量局（Survey of Indina）派遣，化装佛教徒潜入后藏，暗中蒙蔽班禅 的嘉英桑钦喇嘛（kya-bying Seng-chen La-ma）及贵族代本帕拉（Dapon Phala）在后藏和 南部西藏广为侦察，测绘地图、路线，并盗走200余驮珍贵梵、藏文文献。事后达赖手下得悉 ，遂以私通英国逮捕了嘉英桑钦喇嘛，对帕拉加以流放、抄家，同时处分了有关人员。从此达赖、班禅失和，此后矛盾日益加深。1905年英国驻西藏江孜商务代理鄂康纳（dconner）借1904 年侵略拉萨的淫威，乘达赖出走内地之机，以50余名印度兵挟逼班禅赴印。往见英国皇太子维尔斯（Prinice of Wales），借以拉拢，妄图“废达赖图藏”。1906年英人贝尔又奉命到后藏拉拢班禅。虽然两次都没有达到以班禅取代达赖的罪恶目的，但却造成达赖对班禅的深刻怀疑，双方矛盾扩大。如是使西藏拉萨地方“政府疑扎什伦布（按：即班禅主寺，象征其系统Tashilhunpo）欲乞援英国而独立，以致西藏分裂而日于弱也”(见柔克义：《达斯卫藏拉萨记游》W.W.Rockhill: 《Das, S,e, Journey to Lhasa and Cent ra l Tibet》; 贝尔：《达赖喇嘛画像》Bell：《Portrait of the Dalai Lama》。)。英帝国主义的这些伎俩相当阴险，达到了拉拢班禅而又分裂西藏的一箭双雕的目的。同时英国这样直接同西藏上层打交道，事实上造成中国清政府对西藏主权的削弱乃至失败，也造成西藏人认为清政府无能。这些恶果都是英国蓄意策划好了的。

与英国同时，俄国也加紧了对西藏的拉拢，特别突出的例子是，俄国派间谍德尔智（Dorjie ff，布里亚特蒙古僧人Buriat mongol monk, 又名阿旺洛桑 Ngawang Lozang）打入西藏上层，他日后竟成了十三世达赖的侍读（Tsenyi khenpo)，他为拉拢达赖倒向沙皇曾七次在拉萨与俄国首都之间传递情报。他在1904年前见英国加紧 侵藏步伐，极力向达赖宣传只有依靠俄国才能摆脱英帝国主义压力而得到“拯救”。英国对德尔智拉拢达赖的活动极为恐惧，遂不惜于1904年发动了野蛮的侵藏战争，以武力先下手，8月占领拉萨。在此前夕，在德尔智等少数人员的陪同下，十三世达赖喇嘛出逃外蒙。这就是英俄争夺瓜分西藏的结果，1904年英军占领拉萨并在炮口刺刀之下迫使西藏地方政府与之签订了第一个屈辱的《拉萨条约》。

（二）英国建立印度与西藏间的所谓“缓冲带”（Cushion），借以扫除西藏南部屏障，为 英国北侵西藏打开了通道。西藏南部边界的锡金、不丹、尼泊尔及西部的拉达克(Ladagh)、克什米尔等友邦，最初多是清朝蕃属或是西藏友好邻邦，与中国中央王朝及西藏地方一向保持友好关系，这些邦国成了英国侵藏的不可超越的障碍。为此，英国以武力威胁等手段推行了其“缓冲带”政策(见黎吉生：《西藏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Tibet》第五节“西方的入侵”。)。1816年英国武装迫使尼泊尔签约，遂受制于英国，1846年英 国武装侵占克什米尔。在克什米尔控制下的拉达克也受英国控制；通过1848年、1861年两次武装入侵，英国占领了锡金；英国又通过1865年的战争控制了不丹。通过上述一系 列侵略行动。英国控制了喜玛拉雅山南部，下一个侵略矛头直指西藏。

（三）制造谬论，否定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为西方侵藏及唆使西藏分裂分子搞“独立”做理论依据。

1904年被英国迫签的《拉萨条约》是英国否定中国对西藏主权的罪证，其中第九条只字不谈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而竟说什么“西藏一切事宜无论任何外国皆不得干涉”（英文原文见黎吉生：《西藏简史》，而英国却强取各种在藏特权。

1905年，中国政府认为1904年《拉萨条约》是英国在西藏“抢中国主权”，遂向英方 提出改约，中国外务部官员唐绍仪在印度加尔各答的中英会议上，提出主权问题，申明“西藏主权在中国”，《拉萨条约》“侵犯主权”。英方则否定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而提出所谓“藏上国”，即所谓“宗主权”(Suzerainty），也即西藏仅是中国的“自有治民之权”的“属国”（Sovereingty and sovere ingty state），而唐绍仪则坚持“主权”及“主权国” 。双方僵持不下。最后在1906年的《北京条约》(又称《中英续定藏印条约》)中 ，英方的“宗主权”谬论未能写入条约，而中方的“主权”之说亦未纳入条约之内。但第二条中则加上了“英国国家允不占领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

英国旨在否定中国在藏主权的“宗主权”谬论并未放弃，而帝俄也同样持此论，英俄相勾结，竟违背国际法对别国做决定。1907年，他们在圣彼得堡签订了英俄协定(c onvention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Russia realting to persia. Afghanistan and T ibet，又称《圣彼得堡协约》或《英俄同盟条约》)，协定中公然称两国只承认“中国在西藏的宗主权 ”（……recognising the suzerainty rights of China in Tibet）（见条约原文，载《艾奇逊条约集》Aictchison: A Collection of Tzreaties, Engagements and sanads Relating to India and neighbouring countries)。这是国际外交文件中第一次提出“宗主权”新名词，其用意对中国西藏来说，就是中国对西藏只有“有名无实”的象征性管理权，西藏则是中国的一个有自治权的属国而已。实质上是否定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英国在1912年仍认为中国对西藏只有“宗主权”，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Jordan)就曾对中国外交总长再次提出此论。

最为露骨的是英国在西姆拉会议（The Simla Conference, 1913-1914）上的表演，英方代表麦克马洪（H. McMahon）实际上是会议的策划者却伪装为“调停者”（mediator），在会上“他提出了自治与宗主权的观念”。会前英国官员贝尔与西藏代表伦钦夏札（L onchen shatra）在江孜等地密谋甚久，这在贝尔的《西藏今昔》中自认不讳（P152~166）。陆兴祺所编《西藏交涉纪要》中亦有揭露。伦钦夏札没有在会上拿出的所谓“西藏独立国”的档案文献，贝尔说就是其在江孜给出的主意(P153)。我们从英国唆使伦钦夏札提出的四项条款和英方所提十一条议案来看，两者如出一辙。英方提出了“西藏与外藏”（outer and Inner Tibet），“外藏”包括今之西藏地区。同时主张“外藏自治”，实际上是“西藏独立”，英方所提第二款说：“中英两国政府，同认为西藏为属于中国宗主权之国，并认为外藏有自治权，今为尊重该国自治之完全，所有外藏内政（选举达赖喇嘛事在内）应由拉萨政府管理，中英两国政府均不加以干”。接着在第三款中，英国又提出“中国对于西藏不驻军队、不设文武官员，不办殖民事宜”。从上述英方所提条款清楚地看出，英国已把西藏当作一个“独立国”对待了。中国就连“宗主权”的地位也被取消了。英方唆使亲英分子伦钦夏札所提四款，其主要内容竟同英方所提上述内容一致，可见两者是沆瀣一气。西姆拉会议的英方提案被中国政府断然拒绝。英国又背着中国政府以支持西藏自治和扩大东部边界为条件，胁迫诱使伦钦夏札同英方签署了非法的《西姆拉条约》（convention between Great Britain, China an d Ti bet），同时炮制了所谓非法的旨在分裂中国领土的“麦克马洪线”（The Mcmahon Line）。西姆拉会议(有关西姆拉会议可见兰姆：《中印边境》A.lamb: 《The China-India Border》;兰姆：《麦克马洪线》。)虽然以失败告终，却为英国等西方国家及西藏分裂分子继续搞“西藏独立”留下了借口，提供了所谓的理论依据及模式，其恶果极为深远。可以看出，今天国外的西藏分裂分子及国外敌视中国的势力，他们所鼓吹的各种西藏独立“谬论”及主张，大多数来源于此或其变种。

英国在西姆拉会议后，不顾中国人民的谴责，继续推行了其分裂西藏的政策，其具体表现就是具体实施“西藏独立”行动。

西姆拉会议英方提出“内藏”问题，即将西藏边界扩展到东部康定（打箭炉）。为此英人贝尔给西藏地方政府出谋扩军，并于1917年唆使藏军东进，直打到甘孜附近。1931年英国又派驻锡金长官至拉萨，唆使西藏军队攻青海，包围了玉树，两次战争都是企图实现西姆拉会议上的“内藏”美梦，但第二次战争藏军大败而归，退往金沙江以西，“内藏”计划破产。

英人贝尔又以劝达赖“维持西藏自主权”为由，在扩军的同时，又策划在江孜办军官学校，由亲英分子擦绒（Tsarong）主持，英人任教，培养亲英的贵族军官，但达赖万万没想到，1924年擦绒竟纠集军官学校中的人发动旨在推翻达赖喇嘛的政变，达赖发觉，将擦绒撤职，解散军官学校。英国政府又派一间谍以帮助达赖成立警察组织为名，企图以警察组织控制西藏政务，并且此英国间谍狂妄地“劝告”达赖放弃政务，实际是夺权，最后此间谍也被赶出西藏。从此达赖喇嘛对英国有了警惕，贝尔在其《达赖喇嘛画像》中写道：“到1925年，达赖喇嘛日益坚定地撇开英国，转向中国，同年，他任命一位名叫龙厦（Lungshar）的官员为藏军总司令（Commander -in-chief of the armies），龙厦明显反英。我的老朋友、前任总司令擦绒，一贯亲英，这时他已失去了大部分权力，继而被贬职。1926年，英国在江孜的学校被关闭。”英国在拉萨搞的邮政业务也遭到西藏政府的禁止，“达赖喇嘛显露出不愿邀请英国代表去拉萨的迹象”。

但英国不会轻易地放弃唆使西藏搞独立的即定方针，英国人贝尔为达赖提出的增加对三大寺的税收以利扩军计划遭到三大寺的暴力反对之后，班禅也因承受不了税收和政治压力，被逼出走内地，达赖、班禅关系从此公开破裂，这也是英国蓄谋已久的阴谋。这样英国就可以单独集中力量笼络和策动达赖，使其按英国意图办事了。贝尔建议达赖“新政”，鼓动派藏族子弟去英国本土及英印留学，或到锡金西藏公学学西方文化。借以培养亲英势力。这些都是英国为鼓动达赖搞“西藏独立”所采取的阴险步骤。特别是1933年（一说1931年），贝尔在1921年被三大寺喇嘛赶出西藏之后又来到西藏，再次蛊惑达赖搞“改革”，为防止三大寺的反对，贝尔又建议达赖搞“仲扎马喀”（grong drag dmag sgar-Drong dra d Makhar），意思是“贵胄兵营”，据1989年7月31日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在西藏五届二次人大会议上发言揭露，这个计划是“贝尔建议要搞西藏独立”的阴谋，原建议用英文写成，后译成藏文，在十三世达赖去世后，增补噶伦夏苏俊美多吉（bshar zhur vgyur med rdo rje-shar zhur gyur me doje）在清理达赖文件时发现文件上还有达赖的批示，据曾任达赖顾问并担任此“仲扎马喀”的掌权人宫贝拉（kunphela）证实，此“文件是真的”。贝尔蛊惑达赖说，在所建的三个“仲扎马喀”（有说一千人）的支持下，如果改革了西藏的现行制度，“西藏独立”就会被国际承认。但在组成一个“仲扎马喀”后不久，达赖圆寂，随之“仲扎马喀”的计划便不了了之了。然而这个计划的文件却成为了英国贝尔策划“西藏独立”的证据。

解放前夕帝国主义分裂西藏的罪行

达赖喇嘛及班禅大师先后于1933年、1937年去世，英帝国主义极力策划亲英分子 夺权，首先于1941年迫使拥护中央政府反对分裂西藏的热振摄政下台，由亲英分子达扎·阿旺松热（Taktra Ngwang Sungrab）掌政。从此西藏地方政府即被亲英分子所操纵。在英美等帝国主义的唆使下，干起了分裂西藏的“独立”活动。例如，1942年7月6日西藏地方政府在英美等预谋下突然宣布成立外交局，立即得到英美在藏官员的支持，这是英美与西藏地方政府亲英分子的合谋，旨在撇开中央政府而在外交上表示“独立”。受到中央政府的严厉谴责，西藏地方政府被迫宣布“自动撤消原议”。实际上一直具体策划“外交局”事件的就是英印政府派驻江孜的商务代办（Britsh Trade Agent Gyantse and Offfice r-in -charge, British Mission Lhasa）黎吉生，此人从1936年来藏后，为策划“西藏独立”干出了一系列罪恶活动。

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中国定于1946年召开国民大会，邀请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参加，这是中央与西藏地方政治上密切关系的重大步骤，但黎吉生对此极为恐惧，他威胁西藏地方政府说：“如西藏代表团参加了中国召开的国民大会，西藏政府就是破坏1914年的西姆拉会议”(见夏格巴：《西藏政治史》 Shakabpa:《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但西藏代表团还是参加了1946年5月5日的中国国民大会，黎吉生阻挠失败。

1947年3月，黎吉生又策划西藏地方政府利用参加在印度召开的泛亚会议(the Inter-Asian Conference)在国际上搞“独立”阴谋，据桑颇·单增顿珠（sang-pho Ten-zin don-drup）先生揭露，黎吉生对西藏“外交局”总管索康索巴·旺钦才旦（Sur-kang sur-pa wang-che n tshe -Ten）蛊惑说：“如果西藏政府这次派代表团出席会议，就能体现出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见桑颇·单增顿珠《西藏代表团出席泛亚洲会议真相》，载《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黎吉生还唆使西藏代表团赶制“国旗”以示作为一个“国家”与会。国外势力还在会上把一幅将西藏划出中国版图之外的地图张挂出来，以配合西藏搞“独立”。但经中国政府抗议，“西藏独立”阴谋失败。

英帝国主义势力为纵容亲英分子加紧搞“独立”，又策划谋害仍具有重大政治影响和威望的原摄政热振活佛，热振反对分裂拥护中央政府的严正立场，妨碍了帝国主义的阴谋计划的实施。1947年5月英国教唆西藏亲英分子以“谋叛”为由逮捕了热振，在审讯时逼问热振“何以要亲中国”，热振严正申明：“中藏在宗教上、地理上都无法隔离，1904年英将荣赫鹏攻入拉萨之后，军事赔偿，概由中国代付（按：总计2500000卢比）所以不啻是中国的钱赎回了西藏的身”继之亲英分子于5月8日将热振勒死狱中。亲英分子在谋害热振的同时，又派兵镇压了热振寺及色拉寺僧人的激烈反抗，继之又将与热振关系密切的十四世达赖的父亲祁却才仁毒死。所有与热振有关的僧俗官员均被免职。从此亲英分子夺取了西藏政权，分裂活动更无所顾忌地加速进行，这就是英帝国主义唆使的所谓“热振事件”。

1947年10月亲英分子策划到国外谋求各国对“独立”活动的支持，为扩充军警而购置武器。以筹资及兑换黄金为名，1948年组成“商务代表团”（Trade Delegation）以“商务”为掩护，用伪造“护照”到英美等国家搞独立活动。由于各国不承认代表团“独立”身份，以顽固分裂分子和参加过审讯热振的孜本夏格巴为首的代表团失败而归。

在新中国即将诞生的1949年，英国预感到其在西藏搞“独立”的梦想将破灭，乘国民党政府已无力顾及之机，受雇于印度政府的原英国驻拉萨代表黎吉生，于1949年夏为西藏“外交局”局长柳霞·土登塔巴、索康·旺钦次登及达扎摄政等亲英人物出主意：“拉萨有许多共产党的人，留他们在这里，将来就会充当内应，把解放军引进来。”(土丹旦达（thu-tan dan-dar）：《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前后》，载《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纪念西藏和平解放三十周年专辑，夏札·甘登班觉（Sh atra Ganden Paljor）：《1949年西藏上层及反动集团发动的“驱汉事件”的来龙去脉》， 载《西藏党史通讯》，1984年第5期。)。于是1949年7月8 日西藏地方政府立即下令以武力迫使中国蒙藏委员会驻西藏办事处（Commisin or Mongolia n and Tibetan Affairs's the Nationalist chines Mission in Lhasa）全体人员撤出西藏，英人黎吉生也同时立即向印度政府献策，请印度政府接受300名中国人离藏赴印(A. ToM Grunfeld:《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P.76。)。这证明英人黎吉生是这次“7·8事件”（又称“驱汉事件”）的主谋。美国合众社也乘机鼓吹西藏当局可能完全脱离中国政府之宗主权。但是国民党政府在广州和中国共产党在北京都一致谴责帝国主义唆使的这“7·8事件”，并指出这是英美帝国主义旨在分裂中国领土破坏中国统一的阴谋。英美帝国主义者虽然制造了“7·8事件”，但最终阻挡不了1951年西藏的和平解放，长期以来处心积虑地妄图制造“西藏独立”的阴谋以破产告终。

上述大量事实证明，解放前夕的西藏不仅有帝国主义势力存在，而且表明帝国主义是历史上分裂西藏的元凶。中国政府为捍卫中国领土及主权， 指出必须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是言之有据的，是正义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