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称谓的演变
裕固族自称“尧乎尔”，该词与今天的“维吾尔”和历史上的“回鹘”、“回纥”、“袁纥”等都是同源词，是不同历史时期的汉语译音。可以肯定的是，今日的裕固族与维吾尔族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关系。
裕固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文化。大致而言，裕固族源自唐代的回鹘，即唐代后期回鹘汗国崩溃以后，西迁回鹘中的一支。更早可溯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敕勒或铁勒，秦汉时期的丁零。在裕固族形成过程中，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汉文史料中，曾出现过许多不同的称谓。如在元代称为"撒里畏吾"，明代则称“撒里畏兀儿”，到清王朝时期又称“锡拉伟古尔”或“西喇古尔黄番”。在新中国成立以前，裕固族还有一些他称，如“西番”、“黄番”等。虽然这些他称都带有一定的侮辱色彩，但是却与裕固族的来源有或多或少的关系。1954年，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成立时，经过裕固族人民的充分协商讨论，一致同意用与“尧乎尔”音译相近的“裕固”（兼有汉语富裕巩固之意义）作为全民族统一的新的民族称谓。唐末五代时期的“甘州回鹘”
裕固族源自唐代的回鹘，这是到目前为止中外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公元840年，建立汗国近百年的漠北回鹘汗国，被居于其北部的黠戛斯部（黠戛斯：汉代称“坚昆”，魏晋称“结骨”，唐代时分布于叶尼塞河上游。其后裔为今柯尔克孜族或吉尔吉斯人）打败，汗国崩溃，引起了回鹘历史上的大迁徙，他们分为数支，或南下依附唐王朝，或西迁入居河西走廊、西域及其以西地区。这样，在后来的历史上，就分别出现了三个较大的回鹘集团或汗国：甘州回鹘或河西回鹘、高昌回鹘或西州回鹘以及葱岭回鹘或哈喇汗王朝。
一般认为，迁徙到河西走廊的这一部分回鹘人，就是裕固族的主要来源。甘州回鹘人在初到河西走廊时，依附于当时统治着这一地区的吐蕃。但到公元851年左右，敦煌地方官吏张义潮收复河西十一州以后，甘州回鹘人又依附于张义潮，故在名义上也就归附了唐王朝。当然，这也与当时的漠北回鹃汗国与唐王朝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友好关系这一历史事实，有着重要的关系。大约在公元900年前后，甘州回鹘攻占了甘州城（今甘肃张掖），并设立牙帐于甘州城，初步建立了甘州回鹘汗国。
甘州回鹘汗国是一个比较松散的军事行政联合体，其可汗所统辖的也只限于甘州城附近的部分部落，而其他分布在沙洲（今敦煌）、凉州（今武威）、合罗川、贺兰山、秦州（今天水）等地区的回鹘部落多半只在名义上属于甘州回鹘汗国。甘州回鹘汗国在历史上共存在了一百多年。直到11世纪初，经过长期的战争，才被西夏所灭。
甘州回鹘汗国时期的回鹘，在整个民族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甘州回鹘仍以畜牧业经济为主。在当时，河西走廊的中部地带曾是水草丰美的天然牧场，同时，也是发展农业生产的理想场所。值得注意的是，甘州回鹘也有着十分发达的商业经济。在历史上，从很早起，河西走廊就是古代中西丝绸之路的重要的交通要道。甘州回鹘也充分利用了这一地理位置上的优势，在这一时期的东西方贸易中，充当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如史载：“回鹘可汗仁裕雄临朔野，虔奉中朝，一方之烽燧篾闻，万里之梯航继至”（《册俯元龟》卷965）。当时的甘州回鹘几乎垄断了中西贸易往来之利。在甘州回鹘人控制河西走廊的一个多世纪里，甘州回鹘人的足迹西到波斯、阿拉伯，东到中原各地及契丹地区，为促进当时的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做出了积极贡献。
甘州回鹘汗国仍然同当时的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关系，他们仍然继承了漠北回鹘汗国时期与唐王朝保持友好关系的传统，继续“世以中国为舅”，而中原王朝也“常以甥呼之”（《旧五代史》卷138，外国列传第二）。到北宋时，也仍然保持着这种甥舅关系。中原王朝也曾多次册封甘州回鹘可汗，如后唐同光二年（公元924年）三月，册封甘州回鹘可汗仁美为“英义可汗”，后晋大福四年（公元939年），又册封可汗仁裕为“奉化可汗”（《晋书》卷四，高祖记四）。北宋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诏甘州回鹘外甥可汗王夜落隔通顺，特封归忠保顺可汗王”（《宋史》卷490，回鹘传）。此外，双方还始终保持着通使、朝贡等密切的往来关系。宋代的“黄头回纥”
甘州回鹘汗国灭亡以后，余部四散。一支投奔青唐(今青海省西宁一带)，后来融合于当地吐蕃(也有人认为这支回鹘人后来又继续西迁到了沙州以南地区)；一支入居北宋境内，逐渐融合于当地各民族；另一部分回鹘人，且很可能是甘州回鹘的主要部分，包括其可汗“夜落隔”在内的皇室集团，则退居沙洲以南地区，继续过着游牧生活。此后直到元朝时期的裕固族先民的历史，在汉文史料中的记载十分稀少。仅有个别的记载说，大致在今甘、青、新三省区交界地区，活动着被称为“黄头回纥”的部落。历史研究表明：“黄头回纥”大体上就是唐末五代时期的甘州回鹘后裔，也是元代“撒里畏吾”人的先民。因为，一般认为“撒里”即“黄色”、“黄头”，“畏吾”即“回纥”。尽管学术界对“黄头”二字的不同解释不下五六种，但是却一致肯定：元代“撒里畏吾”就是宋代“黄头回纥”的直接后裔。元明时期的“撒里畏吾”及“撒里畏兀儿”
公元1226年，蒙古大将速不台出兵攻下撒里畏吾地区。从此，在裕固族的形成过程中，开始受到了蒙古族文化的强烈影响。不仅撒里畏吾人被纳入到了蒙古汗国及元朝的长期的统治之下，而且，许多蒙古部落也随各宗王镇戍该地区而进入到了撒里畏吾人地区。蒙古族百姓与撒里畏吾人基本上在同一地区游牧，这样就使在裕固族先民创造的回鹘文化中，又融入了许多蒙古族文化的重要内容。这种文化融合的过程一直持续到了明代（即蒙古北元时期）。
明代史料中，称裕固族先民为“撒里畏兀儿”。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明王朝遣使持诏谕镇守撒里畏吾人游牧地区的元宗室宁王卜烟帖木儿（宝彦特木尔），后又封卜烟帖木儿为“安定王”，并陆续在撒里畏兀儿人地区设立了安定卫、阿端卫和曲先卫；在撒里畏兀儿人与蒙古族杂居的地区设立了罕东卫、赤斤蒙古卫、沙洲卫和罕东左卫，史称“关西七卫”。各卫的最高统治者仍然是元朝遗留下来的蒙古族及其后裔。在明代，回鹘民族的一支与蒙古人长期生活在一起，两种文化的交流融合，在共同的“撒里畏兀儿”这一民族称谓下，这支回鹘人也越来越不同于从前的回鹘人。同时，当地的元代蒙古族后裔也日益有别于早期的蒙古族。古代的回鹘人与蒙古人在长期交往过程中，相互影响，日益接近，相互吸收对方的优秀文化，部分蒙古人学会了回鹘语，同时，部分回鹘人也学会了蒙古语。由于各地蒙古人的势力不尽相同，因此，在长期的经济文化交往中，古代回鹘人所受到的蒙古文化的影响程度也有所不同。但是，作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却在明代中后期基本形成。因此，这一新的民族共同体在内忧外患的影响下，最终选择了东迁。这是关系到一个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历史抉择。
到了明代中后期，关外诸卫各自为政，相互攻杀，使得裕固族先民的社会经济受到了较大损失，这是他们东迁入关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当时的撒里畏兀儿人受到了来自外部的威胁。在其南部，有来自今青海省一带的蒙古族势力的袭扰，且在明初就有蒙古族贵族朵儿只巴的侵扰；明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属于东部蒙古族的永谢布酋长亦不剌（伊布拉）入居青海并袭扰“撒里畏兀儿”诸部，使得安定卫、曲先卫、阿端卫、罕东卫部众大规模东迁入居嘉峪关以内。在其北部，又有蒙古瓦剌部的南下袭扰，并对沙洲卫、罕东左卫、赤斤蒙古卫等构成了严重威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其西部，还有威胁更大的吐鲁番伊斯兰教势力的不断东扩，他们也试图征服“撒里畏兀儿”人，使之皈依伊斯兰教。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已经信仰了佛教（藏传佛教）的撒里畏兀儿人才选择了东迁，选择了佛教文化。裕固族先民陆续东迁以后，明王朝就将他们安置到了肃州（今酒泉）南山和甘州(今张掖）南山地区，这大体上也就是今日裕固族居住的地区。清代的“黄番七族”
清代裕固族历史发展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全民族普遍地接受了藏传佛教，并广泛吸收了藏文化。直到民国后期，当地属于裕固族各部落的寺院共有10所。最早建立的寺院为黄藏寺（又称古佛寺、“黄番寺”、夹道寺），始建于明末，其余寺院如景耀寺、康隆寺、长沟寺、慈云寺、转轮寺、莲花寺、明海寺、红湾寺和大隆寺等大都建于清代。以上寺院均属藏传佛教中格鲁派（俗称黄教）的寺院。特点之二是清政府为了加强统治，按照裕固族各部落所处的地域，将裕固族划分为“黄番七族”即七个部落，并封授了各部落的头目、副头目以及“七族”之上的“黄番七族总管”（《清史稿》卷134，兵志五），并赐以黄马褂和红顶蓝翎帽。历史特点之三是社会经济的衰败和人口的急剧减少。清初划分黄番七族时，共有5,000余落帐房，约6,000多人口，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所剩人口不足3,000人。1954年2月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成立和同年4月黄泥堡裕固族乡的成立，使裕固族人民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愿望，从此，开创了裕固族历史的新篇章[资料来源：郝文明、王铁志主编之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专著《中国民族》（相关内容撰稿/贺卫光），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