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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布朗族有文献可考的历史是从汉代开始。东汉时期(公元一世纪)，在今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和大理自族自治州南部设置博南(今大理白族自治州永平县)，不韦(今保山地区之施甸县)、嶲唐(今保山市)等县，居住有一种“哀牢”人。而《董难·百濮考》记载，哀牢即永昌的濮人等条资料，从而得出结论说：“永昌濮族亦称哀牢”。

古代永昌郡范围内的濮人，由于分布地域广阔，所处的环境不同，其社会发展很不平衡。分布在城镇附近和交通便利的部分濮人，逐渐融合于周围先进民族中，而另一部分自汉代以来很长一段时期仍然处于十分落后的狩猎和采集经济阶段。由于这种狩猎和采集经济的不稳定，濮人的迁徙活动甚为频繁。此外，大民族统治阶级的压迫政策，也引起部分濮人的迁移。

东汉永平十二年，汉皇朝在哀牢区设置了永昌郡，统辖现今的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临沧地区及大理白族自治州南部各县境。其统治和压迫日益加深，引起濮人部落武装反抗。后来昆明人首领卤承率兵为东汉皇朝效劳，打败了濮人，迫使部分濮人南迁。封建统治者还用行政手段强迫另一部分濮人迁移。

到了西晋惠帝元康末期，在所谓“南夷作乱”的相互混战中，永昌濮人又一部分向南移至永寿。

唐代后，布朗族先民--濮(朴)子蛮的分布，“开南、银生、记昌、寻传四处皆有，铁桥西北边延澜沧江亦有部落。”就是说到了唐代，上至今中甸维西，下至今西双版纳都有布朗族先民，南诏奴隶制国家，曾经强征其统辖区域内的诸落后部落人民。《蛮书》卷四就描述了当时被南诏驱赶上战场的“扑”人被唐朝军队俘虏后的情况。

宋代，大理国兴起，基本上继承了南诏时期的统治范围。在今景东、景谷、镇源等地，原是“扑”(布朗)与“和尼”(哈尼)所杂居，后来部分地区曾被“金齿白天”(傣族)占据。

元明时期，布朗族先民主要分布在澜沧江以西，包括顺宁(今凤庆)、永昌以及今西双版纳一带，景东，景谷仍有少数分布。

明代，蒲人的分布与元代基本一致。中央封建皇朝进一步加强了对蒲人地区的统治和联系。明洪武年间复设顺宁土知府，为蒲人的一个主要聚居区。明代中叶以后，在永昌府属境之凤溪、施甸二长官司辖地及西北部的十五喧三十八寨(今保山西北)是“蒲人”的一个聚居区，在永昌南部之右甸亦有“蒲人”居住。

清代，蒲人的分布区域与明代无甚差异，与现在也大体一致。

民族关系

历史上由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所施行的民族压迫制度是造成民族隔阂、民族歧视的主要因素。但是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仍是历史的主流。

首先是傣族与布朗族的关系。布朗族传说他们与傣族是兄弟关系(这里所说的并非是族属的亲缘关系)，后来分家，布朗族是哥哥，居山区，傣族是弟弟，住坝子。山区森林多，布朗人祖祖辈辈砍山种地维生。坝子灌既方便，傣族世世代代种水田过活。有一次，哥哥要到坝区弟弟的家访问，下山途中遇着暴风雨，遍身淋湿，到达傣族家中，弟弟看见哥哥全身湿透 ，急忙请哥哥到火塘旁烤火。从此，傣族家中的火塘三脚架有一方就不能烧柴，专门留给哥哥烤火，认�"人亲不如火亲"，借以表示兄弟情谊。这个象征布朗族与傣族人民之间友好互助关系的故事至今仍在流传。布朗族人民经常到坝区出售棉花、辣椒、茶叶等农副产品， 然后向傣族人民买回砍刀、土锅、盐巴、布匹、衣裙、银饰等生产生活用品。由于傣族在文化上发展水平较布朗族为高，因而傣族先进文化对布朗族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绝大部分布朗人都学会傣语，并且在布朗语中还吸收了许多傣语词汇。近代以来，表现在精神文化方面，即宗教文字、音乐、舞蹈、节日等很多都接受了傣族文化；物质生活方面，诸如建筑、衣饰、用具等也有很多与傣族相仿，由此可以说明布朗族在精神文化和物质生活方面受傣族的影响很大。

但另一方面，解放前表现在各民族关系上存在着民族压迫。汉族、傣族统治者压迫布朗族，布朗族头人又压迫当地人数较少的拉祜族及哈尼人。

布朗族在布朗山以主体民族自居，因此布朗族称哈尼人为“果”即奴隶之意。果兴竜的哈尼人过去向章加寨租种土地，每年秋收后，章加寨的头人就要带领一部分群众去果兴竜集体收租，并大吃一顿。但是，布朗族人民与哈尼族人民之间在生产生活上仍然是互相支持，友好来往的。例如，果兴竜哈尼族因地少，粮食产量不多，大部分依赖于章加寨的布朗族供给，章加寨的布朗族又从果兴竜寨的哈尼人那里换回茶叶、包谷等。

布朗族与汉族之间的经济交往也是十分密切的，许多汉族商人把镰刀、铁锄、铁锅、铁三脚、盐巴、布匹、针线等从内地驼往勐混及布朗山，供应布朗族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人民之间的这种联系是从来也没有中断过的。

解放后，废除了民族压迫的制度，各个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日益得到发展。党和人民政府还派来了汉族、傣族的干部配合人民解放军，深入到各村各寨，开展很多做好事、交朋友和访贫问苦的活动，他们的这些模范的行为深深地感动了布朗族人民，布朗族的人民称呼汉族的干部为好干部。从此，布朗族的人民与其他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关系进入到了真正的平等和友好的新时代。现在，友好合作已成为各族人民共同劳动和共同生活的基础。在宗教信仰、婚姻、丧葬、生活习惯上与汉族较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