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0 元朝帝师制度与元廷崇奉藏传佛教
元朝崇奉佛教，终元之世没有改变。并且，元廷对藏传佛教僧人（俗称喇嘛）的优礼宠异历朝所罕见。
蒙古族统治者是最先接触到的佛教是汉地的禅宗。成吉思汗十四年（1219年），成吉思汗曾命禅僧海云及其师统领汉地僧人，免其差发。贵由汗元年（1246年），阔端召藏传佛教萨迦派僧人萨班·贡噶坚赞赴凉州（治所在今甘肃武威），商议卫藏地区僧俗地方势力的归顺事宜，从此藏传佛教势力的影响进入蒙古宫廷，并逐渐取代了内地禅宗。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先后封萨迦派僧人八思巴为国师、帝师，令其领总制院（后改称宣政院）事，管理藏族地区以及全国佛教事务。建藩于云南等地的诸王，也往往从藏延请喇嘛以为王师。忽必烈之后，元朝历代皇帝皆以藏僧为帝师，照例由帝师领宣政院事。宣政院为从一品衙门，与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同为"得自选官"的四大中央机构。帝师之下的宣政院使"必以僧为之，出帝师所辟举"，"帅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而军民通摄"
（莫久愚、赵英主编《中国通史图鉴》，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版）。
自1260年八思巴被尊为帝师后，相继被奉为帝师者有10余人：
1.怙主法王八思巴追坚赞(1235-1280年)，1260-1270年任国师；1270-1280年任元世祖忽必烈的帝师。
2.仁钦坚赞(旧译亦怜真，1238-1279年)，八思巴异母弟，1276-1279年任元世祖的帝师。
3.达玛巴拉(旧译答儿麻八剌剌吉塔，1268-1287年)，八思巴弟恰那多吉之子，1281-1286年任元世祖的帝师。
4.意希仁钦(旧译亦摄思连真，1249-1295年)，八思巴的弟子，1286-1291年任元世祖的帝师。
5.扎巴俄色(旧译乞剌斯八斡节儿，1246-1303年)，八思巴的侍从，1291-1303年任元世祖、元成宗完泽笃的帝师。
6.仁钦坚赞(旧译辇真监藏，1257-1305年)，第四任帝师意希仁钦之弟，曾被元世祖任命为萨迦细脱喇章的法台，1303-1305年任元成宗的帝师。
7.桑结贝(1267-1314年)，第五任帝师扎巴俄色之侄，曾任萨迦寺住持，1305-1314年任元成宗、元武宗曲律、元仁宗普颜的帝师。
8.贡噶洛追坚赞贝桑布(旧译公哥罗古罗思监藏班藏卜，1299-1327年)八思巴的侄孙，1315-1327年任元仁宗、元英宗格坚，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儿的帝师。
9.旺出儿监藏，1323-1325年任元泰定帝的帝师，藏文史籍中未见记载。
10.贡噶雷必迥乃坚赞贝桑布(旧译公哥列思八冲纳思监藏班藏卜，1308-1341年)，八思巴之侄孙，1328-1329年任元泰定帝帝师。
11.仁钦扎西(旧译辇真吃剌失思)，1329年-1332年任帝师。藏文史籍中未见记载。
12.贡噶坚赞贝桑布(旧译公哥儿监藏班藏卜，1310年-1358年)，八思巴的侄孙，1333-1358年任元顺帝妥欢帖睦尔的帝师。
13.喇钦索南洛追(1332-1362年)，八思巴的侄曾孙，汉文史籍未见记载，《萨迦世系表》说他曾任帝师，似应为1358-1363年任元顺帝的帝师。
14.喃加巴藏卜，元末于1362年以后任帝师。入明后受封为"炽盛佛宝国师"，见于汉文记载。
除上列14人外，《元史·泰定帝纪》中还记载泰定四年有一位帝师参马亦思吉思卜长出亦思宅卜。
帝师是元朝特别设置的一个职位，作为皇帝在宗教上的老师，其地位十分崇高。例如，在百官上朝、排列队伍时，在皇帝座位边上，专为帝师设有座位。朝廷对于帝师的敬重和尊崇，"无所不用其至。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胡助《京华杂兴诗》说："嗟彼西方教，崇盛何炜煌。至尊犹弟子，奴隶视侯王"。元代僧尼人数之多，实为惊人。宣政院奏："至元二十八年天下寺宇四万二千三百一十八区，僧、尼二十一万三千一百四十八人"（《元史》卷16《世祖纪》十三）。因此，当时有"宋朝宫殿元朝寺"的说法。
[附图：元朝初年八思巴靓见忽必烈（右，蒙元尚右）壁画]
英宗及其以后诸帝，对帝师滥行赏赐，耽作佛寺，弄得朝廷财政经常支绌，以致朝廷未尚有一日之储。而有些佛教徒"怙势恣睢，日新月盛，气焰熏灼，延于四方，为害不可胜言"（《元史o释老传》）。如世祖时杨琏真加为江南释教总统，"发掘故宋赵氏诸陵之在钱唐、绍兴者及其大臣墓凡一百一所；戕杀平民四人；受入献美女宝物无算；且攘夺盗取财物，计金一千七百两，银六千八百两……钞一十一万六千二百锭，田二万三千亩，私庇平民不输公赋者二万三千户"
（同上）。至大元年(1308年)，上都开元寺"西僧强市民薪，民诉诸留守李璧，璧方询问其由，僧已率其党持白梃突入公府，隔案引璧发……捶扑交下，拽之以归，闭诸空室，久乃得脱，奔诉于朝，遇赦以免"(同上)。至大二年(1309年)，有僧龚柯等十八人，与诸王合儿八剌妃忽图赤的斤争道，"拉妃堕车殴之，且有犯上等语，事闻，诏释不问"。可见，这些西番僧人中，有些人不单是"奴隶视侯王"，而且竟有"犯上等语"，皇帝也无可奈何，"诏释不问"。泰定二年(1329年)，平凉府及静、会、定西等州，西番僧佩金字圆符，假馆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污女妇"。到了顺帝时，部分僧侣出入宫禁，丑声四布。顺帝宫闱内部以荒淫著称的"演揲儿法"及其他丑事等，都与黑帽系第四世海佛名乳必多吉的密法传授有关（王辅仁、陈庆英《蒙藏民族关系史略》）。至于民间，"更有不法僧尼，以佛护身，奸贪淫移，无所不至"（《荣祭酒遗文集o论佛》）。这些不法僧尼，"削发披缁，托身外名，归净域实恋尘缘"。元代一位姓白(佚名)的诗人，做过一首讽刺不法僧道娶妻买妾的诗，题目曰《戏题》，诗云："红红白白好花枝，尽被山僧折取归。只有野薇颜色浅，也来钩惹道人衣"（陈衍《元诗纪事》）。
从元朝起，吐蕃的佛教与蒙古的君主与贵族之间，就结下了亲密的关系，也因共同宗教信仰的关系，使蒙古与吐蕃的蒙、藏两族关系拉得更近。吐蕃的两次神权政权，都是在蒙古人的支持下和藏族人自己的努力下建立的。第一次是萨迦宗的政权，是由忽必烈支持的。第二次达赖喇嘛的政权，则是先由阿勒坦汗、后由卫拉特和硕特的顾实汗支持建立的。而这些法主们对于蒙古的影响力也极大。宗教与国家相互并存而不可分的观念，在蒙古曾极普遍，而且根深蒂固。换言之，高级僧侣和贵族就是象征这种理论的封建制度的两根支柱。这样更使蒙古的汗族与达赖喇嘛的世系，结下了不解之缘（札奇斯钦《蒙古文化与社会》，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这种观念的产生，推研它的肇始当在元朝（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1年发行版）。
元代内地流行的佛教，分为禅（禅宗）、教（天台、法相、华严诸宗）、律（律宗）三大派，其中最为流行的是禅宗中的曹洞、临济两家。因元朝皇帝所崇奉的主要是藏传佛教，内地佛教僧人在政治上的特权远远不能与藏僧相比。但经济上许多内地寺院却通过接受封建国家的赏赐和大地主的捐赠而富甲方。元朝统治者往往一次赐予某寺以大量的土地财产。有的地方，僧尼人均占田数超过平民八九倍，其所占土地民户，均免税免役。统治者还明令规定不得侵占寺院的土地财产，以致"天下之田一入僧业，遂固不移"，使寺院的经济势力急剧膨胀。
元朝之崇佛，成为当时的一大弊政（莫久愚、赵英主编《中国通史图鉴》，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