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2 元代蒙古文字及其语法规范

　　13世纪时，蒙古高原上建立了蒙古国。接着，蒙古统治者的军事活动不断向西方扩张，在军事节节胜利的基础上，建立了蒙古汗国。在中原，蒙古统治者建立了元朝。国家的建立，政权的巩固，经济的发展，蒙古族人民与东西方各族人民的文化有了广泛的接触，特别是突厥族和汉族的文化。蒙古族吸取这些民族文化中的先进成分，使之融化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之中，从而创造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具有本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蒙古族文化。而蒙古文字的创造，对蒙古族共同体的形成和推动蒙古族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发展繁荣，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窝阔台、贵由、蒙哥三汗时期对不同民族地区的行文，有时也还用各地区通行的民族文字书写，出现畏兀儿字、汉字、契丹字，甚至还有其他文字同时并用的局面。如漠南汪古部赵王统治的天德军丰州通行六国语言；汪古人习礼吉思"凡诸国语言文字，靡不所通"（洪用斌《汪古部社会制度初探》，载《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大会纪念集刊》）。在今内蒙古四子王旗王墓梁和达茂旗阿伦苏木发现的墓碑上刻有畏兀儿体蒙古文和古叙利亚文。
　　忽必烈即位后，决定创制一种统一使用的新文字。中统元年(1260年)命吐蕃萨迦地方的喇嘛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八思巴受命创制文字以来，与畏兀儿人文书奴等在吐蕃、印度文字的基础上，根据蒙古语言音调，创制了一种方形新文字，俗称"八思巴字"。它由梵、藏字母演化而成。有42个字母(母音10个，子音32个，详见附表)，"其相关纽而成字者，则有韵关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则有语韵之法；而大要则以谐声为宗"（《元史》卷202《释老传》）。至元六年(1269年)，八思巴文创制成功。忽必烈"诏颁行于天下"（同上）。
　　八思巴文从开始创制到正式推行，共用八九年的时间。八思巴文正式颁行时，元世祖忽必烈诏书曰："朕惟字以书言，言以纪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国家肇基朔方，俗尚简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吾字，以达本朝之言。考诸辽、金，以及遐方诸国，例各有字，今文治方兴，而字书有阙，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故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同上）。这种新字不仅用于书写蒙古语，而且也用于书写汉语、藏语、畏兀儿语和梵语。从诏书的内容来看，八思巴字的通行并不意味着其它通行的文字一律取消，元朝不搞"车同轨，字同文"的单一模式，而是采用"以其国字副之"的过渡办法。[附图1：八思巴文字母表]

　　为进一步推行蒙古新字，京师建立国子学，以新字教蒙古贵族子弟；并于州、郡设立学校，以新字教"民之俊秀者"（苏天爵《滋溪文稿》）；又于各路设提举学校的官员，专门负责新字的推广。至元八年(1271年)京师设立蒙古字学（苏天爵《元文类》卷41《学校》）。忽必烈还屡次下令以蒙古新字翻译汉籍《通鉴》、佛典《帕拉缔穆卡西》等。蒙古新字颁行后，主要用在官方文书或官方造发的印篆、碑刻、牌符、钱钞等方面。1906年在土耳其斯坦发现贡嘎扎拉僧的《索布希迪》一书的残本，就是用八思巴字翻译的。在今山西芮城县城南磨涧村发现的元碑《河东延祚寺碑》，也是用八思巴字写的。刻在石壁上的蒙古语八思巴文有居庸关佛教经文。今陕西韩成县有1276年刻的《龙门禹王庙圣旨碑》，字数较多。用八思巴文记录的文物还有《蒙古字母百家姓》、《蒙古字韵》等。
　　由于八思巴创制文字时，没有深入研究蒙古语的特点，直接套搬了藏文字母与藏文正字法，所以造成字母过多，其中很多辅音字母在蒙语中无用，有的虽然主观上想用它记录借词，但在使用中比较混乱，没有规律。这些文字本身的缺点，是使它不能广泛推行的第一个原因。第二，八思巴文是以蒙古中部方言(包括察哈尔、锡林郭勒、乌兰察布、巴彦淖尔、阿拉善、额济纳、科尔沁、喀喇沁、昭乌达等内蒙古地区的口语)为基础的，因此，它实际上仍然是方言文字。在当时方言差别较大的情况下，这种文字自然不易被各方言区的人们所接受。所以，在八思巴文正式颁行40年以后，蒙古族集中居住的地区以及中央亚细亚、波斯和俄罗斯等地区仍未推行使用八思巴文，而继续使用着畏兀儿蒙文。故而，至今在那里发现的八思巴文遗物很少。[附图2：图为元朝五种文字夜巡铜牌背面。五种文包括八思巴文、畏兀儿体蒙古文、察合台文、藏文和汉文]

　　在蒙古族居住地区，畏兀儿蒙文和八思巴文经过长期斗争，结果八思巴文自然消亡（参照宝力高《蒙古文字简史》，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语言研究所）。

　　从14世纪初开始，蒙古语言文字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印度、吐蕃、汉、畏兀儿等地的文学作品，许多是用畏兀儿体蒙文译成的。在译写过程中，吸收了其他民族文字语言中的长处，加进了蒙古民间固有的生动音调，使蒙古文字语言的结构更加严密而丰富，从而使蒙古文字语言趋向定型，使它进一步发展为蒙古文学语言。同时，蒙古字的正字法也逐渐进入轨道。
　　这一时期，受印度、吐蕃语言学研究的影响，蒙古语言学的研究也正式提到日程上来。蒙古语言学的研究者对波尼尼·陀密桑、萨迦班第达·贡嘎贾拉桑等印度、吐蕃语言理论家的著作进行研究，借鉴他们的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使之用于蒙古语言学的研究中去。元成宗（1295-1307年）时著名的蒙古语言学家搠思吉斡节尔首次编撰完成语法专著《蒙文启蒙》(一译《心箍》)。该书现已失传。但后起的蒙古族语言学者对它作过研究，如18世纪的丹赞达格巴、毕里贡·达莱的《蒙文启蒙注释》。搠思吉节尔以其精湛的语言学知识，在书中第一次归纳整理出他那个时代的蒙古书面语语法，为以后蒙古语文规范化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1年发行版）。　[东方民族网站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