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9 元朝的阶级压迫与阶级剥削

　
　　元代的土地占有状况是：诸王贵族、官僚、寺院、地主占有全国绝大部分的耕地。贵族、官僚、僧俗地主们凭借着政治上的力量，利用经济的和超经济的巧取豪夺，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进行着公开的或隐蔽的搜刮和掠夺，将大部分土地据为己有，自耕农丧失土地后沦为佃户的现象比较普遍。自耕农的力役负担，按政府法定，是以田产多寡作为标准，实际情况则是"官豪富强，往往侥幸苛避"，至使"富民有田往往偏布诸都，税之石以千百计者类皆一户一役，而止其斗升之税"（《紫山大全集》。
　　元代佃农的生活状况：佃农租种官田的租额不断增加，每亩有的高达三石之多，佃农无法缴纳，只得"破产偿之"（苏天爵《齐履谦神道碑》）。租种私家地主田地的佃农，要向地主缴纳五成、六成以至八成以上的高额地租。除地租外，复有收水脚、稻藁等额外钱赋。
　　地主对地客(即佃户)可任意科派，其害甚于官司差发，"若地客生男，便供奴役，若有女子，便为婢使，或为妻妾"。元末浙江黄岩地区，佃农见到地主，不敢当面施礼作揖。佃户男女婚姻，要由地主做主。据《通制条格·典卖佃户》记载，地主对佃户"需求钱物，方许成亲"。
　　驱口是元代的一个特殊阶层。在北方称"驱口"，在南方称"奴婢"，名虽异而实则一。其来源大体是初为战俘和掳掠而来，后为贩卖人口、官家籍没和贫富分化所致(包括因贫困而沦为奴婢的蒙古平民在内)。据当时差遣到江西的监察御史的估计："不一二年，良人半为他人之驱矣"。这一阶层人的境况极苦，地位极低，"与牛马无异"。驱口的财产，主人可任意侵占。陶宗仪：《奴婢》，《辍耕录》卷17，载："奴或致富，主利其财，则俟少有过犯，杖而锢之，席卷而去，名曰抄估"。驱口的人身，主人可任意转卖。驱口的生命毫无保障，主人或"良人"杀了奴婢，均不需偿命。刑法规定："私宰牛马杖一百。殴死'驱口'比常人减死一等，杖一百七"（陶宗仪《辍耕录》）。《元典章》还明文规定："良人不得嫁娶驱奴"，"驱口不娶良人"。据《南村辍耕录》记载："奴婢男女止可互相婚嫁，例不许聘娶良家"。
　　即使元代的站户(负责驿站供役的户口)也往往"供役繁重"。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二月，河西的色目贫困站户，因供役繁重，加上当地灾荒，因而"破家荡业"，致将自己的亲属、子女典卖给富实人家做了奴婢（贡师泰《户部尚书贡公历官事略》，《玩斋集》卷首）。
　　蒙古牧民负担的徭役，主要是兵役和站役。有大规模的征伐，政府就下令从各千户签发兵员，由所属诸王和千户统领出征，马匹、兵械、衣服、杂器等都由被签民户自备。蒙古军户往往因调戍远方，"跋涉万里，装橐鞍马之资，皆其自办"，逢这类镇戍，有些牧民就只有卖掉自家的田地房屋，方能装备鞍马和军用必需品。元代岭北行省通往上都、大都的驿站有帖里干、木怜两道共数十站；另设有由和林通往察合台汗国及吉儿吉思等北境一线的驿道；由称海至北境等处的驿道。凡朝廷官员往返岭北，诸王、公主、驸马、千户长等到上都朝会或遣使奏事，以及运送官物，均由驿道行走。由于朝廷各衙门和诸王、贵戚等泛滥给驿，遣使频繁，大大加重了站户的负担，以致破产。泰定元年(1324年)，帖里干、木怜诸站因诸王、驸马聚会，颇取物力，站户消乏，政府遣官分别贫富等差，给予赈济，规定"其有马、驼及二十，羊及五十者，是为有力"（《经世大典·站赤》，《永乐大典》卷19421）。不列入赈济名单之内。至大二年(1265年)，检核诸王兀鲁带部民"贫无孳畜者达三万七百二十四户"（《元史》卷6《世祖纪》）。"兀鲁带"是成吉思汗庶子阔列坚之孙，封河间王。天历二年(1329年)，赵王不鲁纳食邑沙井、净州、德宁等处蒙古部民万余户饥，朝廷发粮万石救济。
　　蒙古诸王、那颜家中都拥有奴婢，这些奴婢多是战争中俘掠的各部各族人民。他们中有的充当工匠，有的充当牧奴，或从事其它沉重的劳动（以上内容基本选自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1年发行版）。[东方民族网站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