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6 元朝对云南地区各民族的统治
蒙哥大汗即位第二年(1252年)七月,即命其弟忽必烈和大将兀良哈台征伐大理。同年秋,忽必烈从蒙古挥师南下。1253年十二月,蒙古军攻占大理首府太和城(云南大理府)。蒙哥汗四年(1254年)初,忽必烈取大理后,1254年初班师北返,留大将兀良合台继续经略云南。同年秋,兀良哈台将擒获之大理国主段兴智等遣送到蒙古汗廷去见蒙哥大汗。蒙哥汗施以怀柔,赐金牌,让他们回去继续管理原属各部。段兴智回部后主动协助蒙军作战。未久,"大理五城八府四郡,洎乌、白蛮三十七部"皆归附于大蒙古汗国(《元史》卷121《兀良合台传》;《元文类》卷47《经世大典序录·征伐》)。
大理五城,系指鸭赤、哈剌章、茶罕章、金齿、赤图哥儿,以指较早款附蒙古的云南五大地区。鸭赤,即鄯阐,是云南建省之后的"省治所在",或曰"省城"(今云南昆明市旧城南关外),或译"鸭池"。哈剌章,哈剌,蒙古语,译言黑;章,可能是蒙古人沿用的吐蕃对云南地方及其人民的称谓。哈剌章,狭义指滇西大理地区以及它的中心大理城;广义指整个云南行省。元立云南省治于中庆(今云南昆明)以前,该地区的政治和经济中心长期在大理,因而元初大理的名称亦可用以概指整个云南。茶罕,一作察罕,蒙古语,译言白。茶罕章是指丽江地区。金齿,"国名百夷",指大理西南的傣族先民居住地区。赤图哥儿,蒙古语,译言鬼。赤图哥儿指滇东北和黔西地区以及居住在这里的乌蛮诸部。八府指鄯阐(今昆明)、威楚(今云南楚雄)、统矢(今云南姚安)、会洲(今四川会理南)、建昌(今四川西昌)、谋统(今云南鹤庆)、永昌(今云南保山)、腾冲(今云南腾冲)。大理系王畿地区,因直接隶领于大理国中枢机械,故不在八府之内。所谓四郡,系指直辖郡,它们应是善巨(今云南永胜)、河阳(今云南澄江)、秀山(今云南通海)以及石城(今云南曲靖)。按大理时期的行政建置,以府统郡,故有"四郡"之名。"八府四郡三十七部",都是元初沿用的
大理国行政建置旧称。三十七部的居地主要指云南中部的临安、武安和澄江(今云南澄江)三路辖境之内(关于五城八府四郡三十七部的详细考释,请见方国瑜主编《中国历代疆域图西南政区考释》第一册,1962年昆明油印本或《元史·地理志》)。
云南归附后,大元朝廷长期以云南之地封王建藩,藩王对云南政局拥有较大的干预权。虞集《道园学古录》记载:"世祖皇帝之集大统也,实先自远外始,故亲服云南而郡县之,镇之以亲王,使重臣治其事,自人民、军旅、赋役、狱讼、缮修、政令之属,莫不总焉;独不得承制署置属吏耳。"王政与省政并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元朝统治者对云南地区的高度重视[附图:元朝铜印(八思巴文)]。
1274-1366年,元朝置行省于云南,将这一地区纳入中央集权的郡县体制体系。
至元八年分三十七部为南、北、中三路,分别设总管府于临安路(今云南通海)、路南州(今云南路南,时属澄江路),武安路(今云南武定)。
自忽必烈班师,兀良合台对云南的经略持续了三年之久。期间,蒙古先后在云南设置了近20个万户,"州县皆以万户、千户主之"(《元史》卷125《赛典赤·赡思丁传》)。只有万户之上的大元帅、都元帅等职才由蒙古人担任,云南实际的统治权,有相当一部分仍掌握在归附蒙古的原大理国王段氏手中。忽必烈即位以后,在中统年间先后置大理国总管、大理元帅府。至元四年(1267年),封皇子忽哥赤为云南王,于王府之外,并置大理等处行六部,在云南王监督下统摄五城之地。《元史》卷6《世祖纪》三。忽哥赤被大理等处都元帅宝合丁、行六部尚书兼太傅阔阔带毒死之后,云南实行行省制度。至元十一年,忽必烈命回回人赛典赤·赡思丁以中书省平章政事之衔行省云南,建省治于中庆。
建立行省制度后,大理王族段信苴被任命为大理总管,将其势力限制在大理地区范围之内,罢去他节制整个云南地区万户以下诸土官之权。为了统一行政权力,令云南的宣慰司兼行元帅府事一职,并听行省节制。罢去万户、千户兼摄地方行政的军事统治制度,遍置郡县于八府四郡三十七部等地。据程钜夫《雪楼集》卷五(《平云南碑》)记载:"云南平,列为郡县。凡总府三十七,散府八,州六十,县五十,甸部赛六十一。见(现)户百二十八万七千七百五十三,分隶诸道。立行省于中庆以统之"。郡县行政官员,均由朝廷委派。由于离朝廷甚远,往返费时,朝廷规定,每三年由朝廷遣使前往云南,会同行省、行台官员,就便委任或迁调六品以下官,再开列名单呈省追授。五品以上官员,则仍须移咨都省铨注。边远地区也任用一些土官,身故由子侄兄弟袭职;没有子侄兄弟,则妻承夫职。至元后期,宣布腹县地区的官员迁调到云南地区,一般可升二等,极边重地可升三等,以资鼓励。
统一刑法,凡罪至当死者,应申报朝廷断决,制止云南地方官擅自处决死囚的权利。
元朝廷通过以上这些统治方式,加强了中央集权下的地方行政机构,使之达到与内地基本相同的水平,这是历史的进步(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下册)。
云南作为诸行省之一,与全国其他地区的交通条件也得以显著改善。元朝灭南宋后,先后接通了云南与四川、湖广等省的驿道。通达云南各地的省内驿道,则以中庆为中心构成辐射状的交通体系,这对于密切云南各地区及其与内地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同上)。
云南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在这一时期有了较大的发展。水稻以及其它农作物的种植地区有所扩大。过去,云南诸部人"虽知蚕桑,而未得其法",引进内地先进的蚕桑技术后,"收利十倍于旧"(《元史》卷167《张立道传》)。滇池地区的水利事业也有了明显的发展。中原汉文化在云南的传播也呈现出一种新的局面。元代云南地方官员"首建孔子庙,置学舍,劝士人子弟以学;择蜀士之贤者,迎以为弟子师……"(同上)。汉族的婚姻行媒、以外释内儒为特点的"儒释文化",逐渐向内地封建文化靠拢(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下册)。到元明之际,云南人士中流行的文化,已基本上同于内地文化。
一部分在蒙古军事统治时期尚未款服来附或者降而复叛的地区和部族,如:罗罗斯、乌撒乌蒙、白衣(即百夷)、和泥(哈尼族先民)、金齿、落落诸分地城寨,八番和罗氏鬼国,元江流域诸部,大车里(今云南景洪)诸部,麓川(今云南瑞丽)和车里边外的金齿、八百媳妇等,也相继被置于云南行省统治之下。行省的疆域,西面和南面分别到达今缅甸、泰国和老挝的境内。云南行省对上述诸地区或部族的统一辖理,有力地促进了它们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建立行省以后,云南社会局面在赛典赤、纳速剌丁和忽辛任职的二三十年间趋于安定,其经济生活走向繁荣。然而,大德以后,行省权力日益受到坐镇云南蒙古诸王梁王以及大理段氏势力的牵制,云南统治当局内部的各种矛盾逐渐尖锐起来。至元八年(1271年),云南王忽哥赤被毒死后,继封云南王的有忽哥赤之子也先帖木尔,忽必烈之第七子奥鲁赤之孙劳德、王禅,王禅之子帖木尔布和及自立为云南王的图坚布赫。
至元二十七年,忽必烈又以皇孙甘麻剌为梁王。至元三十一年,甘麻剌之子松山袭封梁王。松山与泰定帝同为甘麻剌之子。因此泰定帝一登帝位便将松山的儿子王禅由云南王晋升为梁王,同时以王禅之子帖木尔布和袭封云南王。至此,梁王和云南王的王位同时落入王禅一家之手。王禅不但在云南势力大增,而且成了泰定帝的朝中要人。元致和元年(1328年),泰定帝死,以王禅、道剌沙为代表的皇孙甘麻剌系与世祖子答剌麻八剌之子海山(即武宗)系的拥护者之间,为争夺帝位引起了大规模内乱。王禅等失败被赐死,但他在云南培植的势力尚存。云南诸王图坚布赫占领中庆,攻掠州县,自立为云南王,署丞相等官。元廷调数省兵力进讨,平息了叛乱。甘麻剌系诸王在云南的势力被铲除。元廷以忽哥赤后裔也先帖木尔幼子阿鲁为云南王。阿鲁之后为云南王的是孛罗。孛罗后来又进封为梁王(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下册,以上人名有所规范)。
大理是段氏长期统治云南的旧基地。元初段氏受任为大理总管,并许世袭此职。元朝中后期,云南西部实际统治权掌握在段氏手中。企图独霸云南的梁王,与段氏的冲突逐渐表面化。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明玉珍建夏政权于四川,遣兵三道攻云南,梁王一度退出中庆。段功领兵从大理东驰,将明玉珍军逐出云南。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梁王忌段功势大,杀之于通济桥。段氏与梁王为此连年构兵,"民坠涂炭"。这时元顺帝已逃离大都。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秋,明廷以傅友德、蓝玉、沐英将步骑30万进征云南。梁王遣使至大理乞援,段氏衔于前仇,拒绝发兵。次年初,梁王势蹙自尽。蓝玉、沐英连克大理、鹤庆、丽江、金齿、滇池,收附乌撒、东川、建昌等部。元对云南的统治至此结束。
云南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区。见于元代史籍的各种土著居民,有白人、罗罗、金齿百夷、么些、斡泥、吐蕃、峨昌(今阿昌族)、撬人(今独龙族)、侬人(今壮族)及土僚,等等。入元后,云南民族构成中还增加了两种新的成分,这就是蒙古人和回回人。
云南的蒙古人,有一部分是随云南王、梁王以及其他诸王一起迁去的人户,更多的原是蒙古军户,他们或者在路经云南远征边区邻国的往返途中留镇其地;或者是被直接调来镇守云南的。元灭亡后,当地的蒙古军户逐渐和汉人军户一样,与编户齐民参错相处,绝大部分融合于汉族或别的民族之中。只有在个别地方,他们仍相对集中地聚居,达数百年,同时还一直保留着对祖先的记忆。例如元朝曾于临安西"曲陀、阳关之原"置都元帅府,以重兵戍之。在这里屯驻了一支蒙古军队。他们的后代,至今仍聚居于通海县西的几个相邻的自然村落中,约有4000多人。今丽江巨甸纳西族中以"元"为姓氏的家族,他们本来是蒙古人,羼入纳西族后,即以"和"为姓氏,而且忘记了自己的祖籍。清嘉庆年间,云贵总督从他们祖坟的塔形蒙古文墓碑了解到这个家族祖籍在蒙古,以后他们才将姓氏从"和"改为"元"(杜玉亭《云南蒙古族简史》)。
元代云南回回人的来源有三。一是镇戍云南的色目军队。二是跟随到云南任职的色目官员一起迁去的色目人户。今云南各地纳、赛、丁等10余姓回族都以赛典赤·赡思丁为先祖,虽然出自传闻,但亦可反映出云南回族的先人之中确有当时与色目官员一起来到云南,后来又羁留在这里的回回人。三是当时从云南至阿拉伯早已"有路可通,一年之上,可至其地"者(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1年)。[东方民族网站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