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3 元朝之对外经济与文化交流
蒙古建立连通欧亚两大陆、衔接三大洋（太平洋、印度洋和北冰洋）的超级帝国，使东方与西方的交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达景象。元朝建立后，金帐汗国与伊利汗国虽然逐渐独立，但仍然与元朝保持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商人、教士与使节的往来更为频繁。元朝与亚、非、欧三大洲的各国建立了多种联系。文化交流的范围空前扩大。
一、高丽和日本
高丽王族和元朝皇室结为"甥舅之好"，建立了友好关系。元朝曾在高丽王京派驻达鲁花赤，但不直接干预政务，只负监视之责。至元中还在高丽设置东行省，但不派行省官，就以高丽王为行省丞相，原有机构不变。因此，在元代高丽基本上保持了独立地位。
元代，中国和高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有了进一步发展。元初，高丽博士柳衍从江南购得经籍一万零八百卷回国。两国商人、僧侣将本国的大批书籍运入对方境内。元仁宗赠给高丽宋秘阁旧藏善本四千三百多册。
元朝初年，程朱理学传入高丽。高丽人在大都获得《朱子全书》新版，带回国去，在太学讲授。后来，白颐正又从大都带回许多程朱理学著作，在太学宣讲。接着，朱熹《四书集注》由秘书省书籍所刊行，这是权溥建议的结果。理学在高丽广泛传播，使得李谷、李齐贤、李先穑等理学大师脱颖而出。
高丽语言传入中国，元朝宫廷中许多人都会讲高丽语，连守卫宫门的卫士也"学得高丽语，连臂低歌井即梨"（张昱《可闲老人集》卷2）。
元代，很多高丽人来到中国，他们中有不少人就侨居在各地。其中做官的也不在少数。许多学者和僧人，由于他们精通汉文，有些是奉命出使而来，有些是私人前来游学。在中国，他们广交文人，彼此相互切磋，唱和酬答，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中统二年(1261年)，高丽王来上都，随同前往的有国相李藏用。此人对汉文学有很深的造诣，曾出席中国诗人的"文会"，被誉为"鸭绿江头老谪仙"（王恽《赠高丽乐轩李参政甥朴学士》，《秋涧文集》卷22）。高丽著名诗人李齐贤，其诗集《益斋乱稿》，被认为是朝鲜文学史上的优秀古典作品（《高丽史》卷110《李齐贤传》）。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唐代，两国的文化交流极为繁盛。元朝虽两次侵袭日本，但两国民间的经济文化交往，仍很密切。
元代，日本商船来中国的很多。自大德九年到至正十年的四十五年中，就有三十三年都有日本商船来元朝（木官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本）。元朝和日本两国僧人互相访问极为频繁，据日本史学家木宫泰彦统计，来华日僧仅知名者即达220余人。泰定三年(1326年)，元朝一次就"遣日本僧瑞兴等四十人还国"（《元史》卷30《泰定帝纪》二）。元朝许多高僧的墨迹传到日本，对日本的书法影响不小。日本的一些书法家的作品，也深受元代文人的重视。元代文人的诗画得到当时日本文人的赞赏（欧阳玄《赵文敏公神道碑》，《圭斋集》卷9）。僧人，如清拙正澄、明极楚俊、竺仙梵仙等被邀请到日本传授禅宗学说。僧人妙慈弘济大师(1247-1317年)，浙江台州(今浙江临海)人，俗姓胡，号一山，法名一宁，幼年出家，学于天台山，修学禅宗临济宗，后住补陀山(今浙江普陀山)，学识渊博，精研佛典，兼通儒、道、百家，尤擅书法。大德三年(1299年)，成宗特授其为江浙释教总统，奉命出使日本。由庆元(今浙江宁波)乘日本商船抵达博多，前往镰仓，先后住持建长、圆觉等寺。俊宇多天皇召住京都南禅寺。居日本19年，传授禅宗学说，日本称为"一山派"。圆寂后，日本天皇特赠"国师"封号。一生中著有《语录》。妙慈弘济大师把程朱理学传到日本，他培养的弟子虎关师炼是日本理学先驱。程朱理学和禅宗学说融为一体，长期成为日本统治阶层的思想武器。
二、东南亚和南亚诸国
（一）中南半岛诸国：交趾(安南)、占城、真腊、缅国，与元朝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虽然元朝曾向这些地区进兵侵掠，但彼此之间的移民与商贩仍往来不息。
安南——忽必烈即位后，遣使安南，安南国主陈圣宗也遣使报聘，元世祖封他为"安南国王"。安南在陈朝时，多以儒臣充任使者，派往元朝，因而他们得以结识元朝文人学士，赋诗赠答。
"安南遣使入朝……赋诗四韵以遗之"（《黄金华文集》卷2）。安南国王还遣使入元，请赠佛经（《元史》卷38《顺帝本纪》）。元代流行的杂剧对安南歌剧艺术的形成颇具影响（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下册）。
泰定元年(1324年)，元朝使臣文子方出使安南，回国后著《安南行记》，载其国山川土俗甚详（袁桷《送文子方使安南序》，《清容居士集》卷24）。可惜此书今已不存。留居中国的安南人黎景高（景高为其字）著有《安南志略》一书。
占城——至正十七年(1357年)，占城国主遣使元朝。次年，元朝封之为"占城国王"。至元二十年底，元朝与占城国的关系一度恶化，进兵侵掠占城。元成宗即位后，下令停罢征南之兵。从此元与占城使节往来不绝。
真腊——真腊自称甘孛智(柬埔寨)，很早就与中国交通往来。元成宗初年，元朝遣使真腊，随行人员中有周必观，他到达真腊都城吴哥，撰成《真腊风土记》一书。书中描述的当时真腊人民所用的生活日用品，如金、银、五色轻绢帛、锡、铁、漆盘、青瓷器、草席、雨伞、铁锅、铜盘、木梳、针、矮床等，都购自于元朝。元时，有许多中国人侨居真腊经商，并娶当地妇女为妻。《真腊风土记》一书的完成，增进了中国人民对真腊的了解，也为今柬埔寨人民保存了可贵的历史资料。
暹国——又称泰国。至元十九年(1282年)，元朝遣使暹国，因航路受阻，未至其国。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暹王遣使携国书(金册)至大都。次年，元朝遣使者去暹国通好。1294年，暹国王敢木丁遣使至中国，元成宗遣使臣回访。
此后，暹国与元朝的关系更为密切。大德四年(1300年)，敢木丁第二次来中国，带走不少的陶瓷工匠回国，开创了暹国的陶瓷业。
至正九年(1249年)，暹国为其南面的罗斛国所并（汪大渊《岛夷志略》），合称暹罗(或暹罗斛)。罗斛与暹都曾分别与元朝建立过友好关系。
缅甸——其古名蒲甘或缅国。至元八年(1271年)，元朝遣使奇德托因去缅国通好，缅国遣价博出使元朝。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左右，缅王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遣使贡纳方物。《经世大典·叙录》载，大德三年云南行省左丞芒兀都鲁米司的奏章："缅王归朝十一年，未尝违分。"元贞二年(1296年)，缅王又遣其子信合八的朝见元成宗。次年，成宗遣使送信何巴德归国，封其父为缅国王，赐其权臣阿散哥叶三珠虎符。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年)，阿散哥叶之弟僧哥速建都邦牙，仍对元朝贡使不绝。
（二）南海诸国： 元朝在南宋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同南海西洋诸国的友好关系。忽必烈曾令唆都等奉玺书十通，招谕南海诸国，占城、马八儿(印度东海岸)等俱奉表入贡。忽必烈并重用南宋的降臣蒲寿庚，利用侨居福建的外商与南海诸国的联系，招致诸国，发展海外贸易。至元十六年(1279年)，马八儿国遣使元朝。元朝派杨庭璧为使臣，多次出使俱兰(印度西海岸)。至元十九年(1282年)二月，杨庭璧抵俱兰，其国主及宰相马哈麻等接受玺书，并遣其使臣祝阿里沙忙里八的入贡。杨庭璧四次出航印度，大大增进了中、印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苏木达国通过俱兰，也向元朝遣使通好。因此，南海十国：马八儿、须门那、僧急里、南无力、马兰丹、那旺、丁呵儿、来来、急兰亦、苏木都剌，皆遣使元朝。元朝商人在南海的贸易十分活跃，其中不少人迁居于南海诸岛。
元贞元年(1295年)，爪哇麻喏巴歇朝(即土罕必都耶所建的新王朝)遣使者来到中国重建友好关系。后来，爪哇国王还多次以大臣为使节，来元朝通好。至大元年(1308年)，元朝国师随商船曾去爪哇国寻找佛经（《江苏金石志》卷20《昆山州重建海宁禅寺碑》）。泉州及南方各地的中国商人，经常到爪哇贸易，常获大利（《马可·波罗行纪》）。
元朝与印度的交往，主要通过海路进行，"水路得便风，约十五日可到"马八儿和俱兰（《元史》卷210《马八儿传》）。这两个国家位于印度半岛的南部东西海岸，是阿拉伯半岛到中国海路的必经之地。当时，马八儿和俱兰是足以纲领"海外诸番国"的国家。有元一代，中印之间往来频繁，仅《元史》记载的互派使者的次数就达数10次之多。欧洲人自海路来往中国，多在马八儿或俱兰停留。
三、东非诸国
元代非洲北部最强大的国家是埃及的曼麦流克王朝(1250-1517年)。元代人称埃及为密昔儿。密昔儿阿拉伯文为Misr，是希伯来文Mizrdim的缩写。曼麦流克王朝大臣乌马里，著有《眼历诸国行记》一书，书中除记载了自成吉思汗祖先阿兰果火直到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儿的简要历史外，窝阔台后王、察合台后王、术赤后王的情况以及他们与元朝的关系等也均有记录。这部书是研究蒙古史和元史的宝贵史料。
元代著名旅行家汪大渊附商舶出海，往来于中国、非洲，至数十国，回国后著《岛夷志略》一书，记其所见所亲。其中记载了位于非洲东海岸附近的层拔罗国，即今之桑给巴尔。
摩洛哥人伊本·拔图塔是元代的著名旅行家。1341年，元顺帝遣使至印度，德里算端（君主）派伊本·拔图塔到中国报聘，他于1342年离德里赴中国。1354年伊本·拔图塔自泉州启程回国，口述其旅行经历，由算端派书记官术札伊记录成书。在他的《游记》中记载了元朝与海外各国贸易往来的情况，其中有中国的瓷器运销印度及其他海外国家，并转销到摩洛哥的记述（玉尔《中国和通往中国之路》）。《游记》为阿拉伯文多卷本。全书手稿于19世纪前期在摩洛哥发现，后由法国学者加以校订并译成法文出版。
大德五年(1301年)，元朝派使者回回人麦术丁等赴木骨都束(今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购买狮、豹等名贵动物；又遣使四出，计正使随员共37人，赴刁吉儿地采办异物（《经世大典·站赤》；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下册）。
四、钦察、察合台、伊利与窝阔台四大汗国
名义上奉元朝皇帝为大汗，事实上是独立政权的钦察、察合台、伊利（又称伊儿）与窝阔台四大汗国，元朝皇帝通过赐予和朝贡等方式，彼此在经济上的交流仍然存在。诸汗国的贡品多是西域的大珠、珍宝、玉器、水晶、马驼、文豹、狮、虎、药物和特产的佩刀。元廷的回赐则为钞币、缎帛、绣彩、金银和东北特产的"海东青"猎鹰。贡使往往受命携来重金，广购元朝各种土产，使者本人也乘机贩运货物。因之，每一批使者实际上便是一支庞大的商队。
蒙元统治时期，东西方之间人民的交往也空前繁盛。早在成吉思汗西征中，一大批投附的官员、军卒、工匠和驱奴被掳东来，以后又辗转迁入内地。随后是大批中亚商贩、旅行家，沿着东西驿道，络绎东来。元人文献把他们泛称为回回人、西域人或大食人，统归色目人。他们在内地随意居住，踪迹遍及城乡各处，但在一个地方内又往往保持小范围的聚居，嫁娶丧葬、宗教信仰仍维持原有的习俗。在有回回人聚居的城市中，如大都、太原等地，都建有清真寺。元朝设立回回哈的司，管理伊斯兰教徒刑名事务。伊斯兰教徒与佛、道和基督教徒一样，都享有特许的优免赋役的权利。他们定居各地之后，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汉文化，不少人成为汉文化修养很高的文学家，同时也把中亚的伊斯兰文化传播到中国。
与此同时，大批蒙、汉等各族人迁入中亚和西亚诸地。当旭烈兀西征时，除大批蒙古军外，曾征调汉人匠师上千人随征，其中包括使用火药的火枪手。中国发明的火药辗转经过阿拉伯而传入欧洲，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著名的全真道士丘处机和政治家耶律楚材都曾亲历中亚；旅行家常德奉使于旭烈兀，且远及呼罗珊诸地［附图１：蒙古大帝国疆域］。
东西方之间政治、经济关系空前密切，人口交互迁移，文化上的交流也因此更为发达。中亚城邦中所习行的理算、朴买与商业斡脱组织等制度，都在元朝的政治制度、社会生活中产生了影响。一些色目权臣，也多惯于把中亚的统治制度强行推行于汉地，这种情况直至成宗以后才有所改变。
回回的优秀科学成果(如医学、天文学等)传入中国后，受到元朝人民的欢迎。著名的回回天文学家札马鲁丁在至元四年(1267年)进《万年历》，忽必烈曾一度下令颁行。札马鲁丁又造咱图哈剌只(斜环仪)、咱突朔八台(方位仪)、鲁哈麻亦渺凹只(斜纬仪)、鲁哈麻亦木思塔余(平纬仪)、苦来亦撒麻(天球仪)、苦来亦阿儿子(地球仪)、兀速都儿剌不(观象仪)等天文仪器，元朝为此专设有回回司天台。在当时元廷的秘书监里，保存有大量天文历算书籍和仪器，其中不少是回回人发明的天文仪器。
回回医学颇负盛名。元朝在太医院下设广惠司，掌修制御用回回药物及和剂，以疗治诸宿卫及在京孤寒者。叙利亚人、景教徒爱薛是广惠司的创建人。回回药物与验方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普遍重视，秘书监中保存有《忒毕医经十三部)(忒毕，阿拉伯语"医学")。刘郁《西使记》中记载着中亚人使用的几种特效药物：阿只儿，治马鼠疮、妇女损胎及打补内损，用豆许咽之自消。阿息儿，治妇女产后胞衣不下；又治金疮脓不出，嚼碎敷疮上即出脓痊愈。奴哥撒儿，治金疮、肠与筋断者，嚼碎敷之自续。明初刻本《回回药方》，据考证系阿拉伯著名医学家依本·贝塔儿的《简救法》一书的译本，大概是元代译出的。忽思慧所著的《饮膳正要》，是一本研究食物医药学的专著，其中也保存了一些回回药物及方剂。
大食人也黑迭儿是出色的建筑工程师，忽必烈时任茶迭儿局诸色人匠总管府达鲁花赤，兼领监宫殿。在大都宫城的设计中，"心讲目算，指授肱麾，咸有成画"。后与张柔等同行工部事，管领修筑宫城。尼泊尔著名的绘画雕塑家阿尼哥，中统元年受帝师八思巴之招，率领匠师80人造黄金塔于吐蕃。后从帝师入京，以塑绘和工巧著名一时，两都寺观的塑像，多数由他塑造。制炮家阿老瓦丁和亦思马因是伊利汗阿八哈应忽必烈之命派遣来元朝的，他们所造的巨炮(一种投石机)具有强大的摧毁力，元军攻破襄阳与常州时，多借此种武器。
元代，中国文化在波斯等地均得到广泛传播。随同旭烈兀西征的有中国天文学家多人，其中一人名包蛮子(译音)最为著名。中国的天文推步之术，是由他传授给伊朗的著名天文学家纳速剌丁的。汉人学者李达时、倪克孙(均为译音)参与了伊利汗国丞相拉施特所编纂的世界历史名著《史集》一书。《史集》中有关蒙古及元朝的某些史实，主要是得自1283年出使伊利汗国的元朝丞相孛罗的口授。当时他已留驻在那里。拉施特还主编过《伊利汗的中国科学宝藏》一书，此书是关于中国医学的百科全书。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也被译成波斯文。元朝医师采用放血疗法治愈了合赞汗的眼疾。受中国的建筑与绘画艺术影响的圆穹形建筑和绘画的手法与题材，在西亚极为流行。元朝的纸钞制度，曾一度在伊利汗国实行（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七册）。［附图２：元朝外商陶俑，表现了老外骑着骆驼、敲着鼓在中国经商的情景］
五、欧洲诸国
蒙古的几次大规模西征和四大汗国的建立，使中国与欧洲交往空前发展。欧洲的贡使、商人、旅行家和传教士络绎东来。其中，马可·波罗以他的游记著称于世。
马可·波罗出生在意大利威尼斯的商人家庭。他的父亲尼哥罗与其叔父马菲奥从君士坦丁堡渡黑海，前往金帐汗国的都城萨莱经商。由此继续东行，至布哈拉城。大约在至元二年(1265年)夏，到达上都，受到忽必烈的接见。忽必烈决定派遣使臣出使罗马教廷，并以尼哥罗兄弟充副使随行，请教皇能派遣熟知基督教教义、通晓七种艺术者百人来华。中途使者因病滞留，以国书交给尼哥罗兄弟继续西行，于1269年抵达阿克儿，向教廷呈递了蒙古的国书，回到了威尼斯城。1271年，他们携带尼哥罗之子马可·波罗陪同教皇所派遣的两名宣教士尼古勒与吉岳木东来。二位宣教士在半途因惧怕危险而不前行，遂将教皇致大汗的信交给尼哥罗等代为送达。他们父子叔侄三人在路上走了三年半，于至元十二年(1275年)夏到达上都。他们路经的线路大致就是古代东西贸易的交通要道--丝绸之路。在路经伊利汗国时，还曾到过许多波斯城市。其后越过帕米尔高原，到达可失哈耳(今新疆喀什)，取道南疆东行经鸭儿看(今叶城)、忽炭(今和田)、罗不(今若羌)，复经沙州(今敦煌)、肃州(今玉门)、甘州(今张掖)、额里折兀(今武威)、额里哈牙、天德军(即丰州，今呼和浩特市东白塔古城)、宣德州(今河北宣化)、察罕脑儿行宫(今河北沽源县北)等地而至上都（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下册）。马可·波罗在其《行纪》中说他也曾奉使云南、江南及占城、印度诸地，在扬州做官三年。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忽必烈应伊利汗国的请求，把阔阔真公主嫁给阿鲁浑汗。马可·波罗随同阿鲁浑的使臣护送公主，由海道西行。于1292年左右抵达伊利汗国，完成了护送任务。马可·波罗继续西行，1295年返抵威尼斯。根据他口述在旅途和在元朝定居期间的见闻，整理出版的《马可·波罗行纪》，传播甚广，极大地加强了欧洲人对东方的了解。
元朝也派遣使者去欧洲。中国基督教聂思脱里派修道士、大都人列班扫马与东胜州人麻古思，决意去耶路撒冷朝圣。至元十五年(1278年)，他们得到忽必烈的准许，带圣旨文字(疑是驿传玺书)，随商队西行，抵巴格达后，因战争稽留在伊利汗国境内。1280年，麻古思被任命为契丹与汪古部的大主教，改名为马儿亚伯剌罕。1281年，因马儿亚伯剌罕是蒙古人，而被选推为驻巴格达的聂思脱里的总主教，并得到阿八哈汗的核准。其后，阿鲁浑汗在位，企图征服巴勒斯坦与叙利亚，乃由马儿亚伯剌罕派遣列班扫马以阿鲁浑国王及马儿亚伯剌罕总主教的名义赴罗马，航经君士坦丁堡，至那不勒斯登陆，正值旧教皇死，新教皇未立之时。列班扫马由罗马前往法兰西。到法兰西后受到国王菲力浦四世的接见。列班扫马又前往会见英国国王爱德华。 1288年春，列班扫马返抵罗马。新教皇尼古拉四世热情地接待了他，对阿鲁浑汗优礼基督教徒表示感谢。列班扫马胜利完成使命后，循原道返回，受到阿鲁浑汗的嘉奖。此后，列班扫马与马儿亚伯剌罕一直留居在伊利汗国。列班扫马在1294年逝世。马儿亚伯剌罕则活到1317年。
列班扫马的西行，促使罗马教皇尼古拉派遣传教士孟德科维诺前来东方联系并进行传教活动。1289年，孟德科维诺携带教皇致阿鲁浑汗、海都汗和忽必烈皇帝的信件，前往大不里士。他从这里航海至印度，在1293年左右渡海来到大都，元成宗接见他，并允许在大都自由传教。孟德科维诺在大都皇宫附近兴建了一座教堂，到1305年，先后洗礼人数达6000人。1306年，又兴建另一座教堂。汪古部贵族高唐王阔里吉思原信仰聂思脱里教，受孟德科维诺的影响改信天主教。阔里吉思嗣子术安("约翰"一名的音译)因年幼，该部部民又在阔里吉思的兄弟术忽难的率领下改奉聂思脱里教。据孟德科维诺的报道，蒙古西征时从高加索迁来中国的阿速人(报道中称阿兰人)，成宗时在大都居住的人数有3万，"这些人和他们的家属来投约翰兄弟"。天主教在大都的传播，与孟德科维诺密切相关。
由于天主教与聂思脱里教之间互相排挤，孟德科维诺曾两次致书罗马教皇，请求派遣教士前来协助传教。1307年，教皇决定派遣七名副主教前来布教，但只有格拉德、比列格林与安德烈三人约在1313年抵达中国。大概在这一年后，泉州也创设了主教区，由格拉德任首任主教。大都总主教孟德科维诺约在天历元年(1328年)病死，罗马教廷又委派尼古拉继任总主教。尼古拉一行抵达阿力麻里，受到察合台汗的欢迎。此后，即下落无闻。后至元二年(1336年)，顺帝派遣的16人使团前往罗马。1338年抵达亚维农，受到教皇别内德克特十二世的接待。教皇立即筹组了一个包括马利诺里在内的使团东来。使团历经钦察汗国与察合台汗国，并在阿力麻里建起一座教堂。至正二年(1342年)七月，使团抵达上都，向顺帝进献骏马。使团在大都留居三年，然后循海道西归。
意大利教士鄂多立克，于1321年抵达广州，再由广州抵扬州，循运河北上，至于大都。鄂多立克在大都停留达三年，然后经今内蒙古游历了青藏地区。在他的游记中，关于今杭州、大都的万寿山、北海以及元朝分省置驿的情况，虽属简略，但大体上是准确的（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1年）。
欧洲诸国通过海路和陆路直接与中国建立联系，多次派使臣、传教士和商人东来；中国也派使臣去欧洲诸国，规模之大，地域之广，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下册）。 [东方民族网站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