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2 大元时期蒙古民族的狩猎、渔业与农业
一、狩猎业
狩猎是蒙古游牧民经济生活的补充手段，有时则成为重要生活来源。森林居民主要从事狩猎。蒙古大汗、诸王、贵族都喜欢围猎，围猎时，所属牧民均须参加。秋冬有五六个月是蒙古牧民围猎的季节。当冰消春泛时，他们又用放鹰隼的办法捕捉水鸟和野兽，叫做"飞放"。捕猎期间，他们只吃猎获的野物，也是对畜牧业生产的补充。
这种用鹰隼捕捉水鸟的方法，在元朝江南地区亦被猎户广为采用，如赵文《青山集·网户叹》所载："江南西风粳稻熟，网夫出门网妇哭。天晴黄雀飞苦高，县吏椎门怒震屋。哨声飞空健鹘过，迟速小误成蹉跎，君庖不充将奈何?"诗中所说的就是"飞放"。鹰的种类甚多，据元人熊太古《冀越集》记载："唯角雕黄者以鹰名。然角雕有二种：一种两脚有毛；一种两脚无毛，名鹭鹚角鹰。鹘有五种：海东青名白鹘。一种玉爪；一种黑爪。有鸦鹘，有金眼鸦鹘，有兔鹘。海东青与金眼鸦鹘皆能以小击大，食鹅鹚之属。雕鹰、角鹰食獐兔等兽。鸦鹘食鸿雁、鸦、鹊、鸥鹭之属。兔鹘食斑鸠、鸲鹆、鹑雀之属。各随其力以相吞啖。其雄者小，雌者大，雏者易视他禽，苍者量力求食。牧养鹰者喜雏与雄也。"大汗、诸王围猎，还有用放飞豹的办法捕捉野兽。王恽《秋涧集·飞豹行》记其事："中统二年冬十有一月，大驾北狩(时在鱼儿泊)，诏平章塔察公以虎符发兵于燕。既集，取道居庸，合围于汤山之东，遂飞豹取兽，获焉。"蒙古大汗的养鹰人叫昔宝赤，专为养鹰而设计筑造的房子叫"鹰房(或名鹰坊、呼鹰台)"。武宗时，有缮修鹰房的记载。《元史》卷22《武宗纪》载，筑呼鹰台时，"发军千五百人助其役"。周伯琦《周翰林近光集》记载：沙井(今四子王旗库伦图村)"作土屋养鹰，名鹰房"。饲豹用的是毡车，名曰"豢豹毡车"。《元史·泰定帝纪》载："造豢豹毡车三十辆"。巴尔虎和吉儿吉思出产的鹰鹘很名贵，每每为蒙古贵族所驯养，用于打猎之助。当地人民亦以此作为对元朝皇帝的贡品。还有回回商人专程到这里索取鹰鹘贩往内地牟利。
唐麓岭以北和贝加尔湖地区的"林木中百姓"，主要以狩猎为生。这里盛产貂皮、兽皮和鹰鹘。驯鹿是其驮运工具。
猎物中的天鹅是入贡之物，昔宝赤每岁以所养海东青捕获头鹅(首得之。又重过三十余斤，并用作御膳，故称头)，赏黄金一锭。后来，政府为了节约驿传开支，"令减其数以省驿传"（《元史》卷32《文宗纪》一），把入贡驾鹅的数量减少了。后因天鹅被捕杀过多，物种恐将灭绝，故从成宗以来，朝廷历次降旨禁捕天鹅。如元贞二年(1296年)正月，下诏江南禁捕天鹅。至治二年三月，诏令"禁捕天鹅，违者籍其家"（《元史》卷28《英宗纪》二，第620页）。泰定二年三月又下诏禁捕天鹅。元统三年冬十月，罢却天鹅之献。元朝颁布此等类似动物保护法的禁令，无疑是对后世有着积极的意义，对生态平衡也起到积极作用。
二、蒙古人的渔业
草原蒙古地方近水之处，捕鱼也是牧民生活上的一大补充。捕鱼儿海(贝尔池)、答儿海子(又称鱼儿泊，今达赉诺尔)和肇州(今黑龙江肇源西南)都产鱼，居民有的以耕钓为业，有的以鱼作为贡品。漠北克鲁伦河、土拉河及其他河流、湖泊也产鱼，牧民在至冬季节可凿冰捕鱼。至元二十六年(1287年)，边民乏食，忽必烈"诏赐网罟，使取鱼自给"（《元史》卷15《世祖纪》十五，第328页）。武宗时，西北"叛王"部民来归者数10万，朝廷让其近水居住的人教其取鱼以食，"以网罟给林饥民"（《元史》卷22《武宗纪》一）。四年之间，共调去鱼网3000张。中原地方的渔具和捕鱼经验使蒙古人民常常能利用天然的鱼类资源，渡过灾荒岁月。
三、蒙古地区的农业
元朝建立以后，为了供应驻屯军队的需要，或因军事上控扼之计，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屯田。史载当时天下屯田有120余所。至元十一年(1274年)，元世祖开始派军队81人往哈剌和林(今蒙古国后杭爱省额尔德尼召北)屯田（《元史》卷8《世祖纪》）。后又陆续在克鲁伦河、和林、杭爱山麓、五条河、呵札，以至益兰州、谦谦州（叶尼塞河上游以南）、吉尔吉思等地先后开辟屯田。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三次。一次是至元十四、十五年刘国杰等率侍卫军参加讨伐昔里吉，其后，将一部分汉军留戍称海、和林，开辟屯田。至元二十五、二十六年海都东袭，称海等处屯田遭到破坏，元朝军队将海都逐出岭北之后，屯田又逐渐恢复。一次是大德三年海山镇守称海，随从他戍守北边的诸卫军经营屯田以助军食。五年，成宗派往北边犒军使者还朝，"言和林屯田宜令军官广其垦辟，量给农具；仓官宜任选人，可革侵盗之弊。从之"（《元史》卷20《成宗纪》）。和林宣慰司副使郭明德也上书陈备边之策，以为北边屯兵需粮甚多，若依赖从中原调运，不仅费用大，且不足供应。他说："今和林之北，地宜麦禾，昔时田器在在有之。夫京师六卫，每军抽步士二人屯田，以供兵士八人之食。和林寒苦，汉军不能冬，若于蒙古诸军拣其富庶强壮者戍边，贫弱者教之稼穑，俟其有成，如汉军法以相资养；置田官，起仓廪，严赏罚以课其殿最"（苏天爵《郭明德神道碑》，《滋溪文稿》卷11）。此建议似未实行。到大德十一年设立行省之后，武宗又命汉军万人屯田于和林。次年(至大元年)秋成，收获达9万余石。行省左丞相哈剌哈孙命人经理称海屯田岁得米20余万石，于是"益购工治器，择军中晓耕稼者杂教部落，又浚古渠，溉田数千顷，谷以恒贱，边政大治"（刘敏中《丞相顺德忠献王碑》）。这是岭北屯田最显著的一次发展。原来主要以汉军屯田，今则扩展到选人指导各部落民(迤北来的贫民，主要似是由海都境内东迁的部落)，"俾自耕食"。无疑，一部分蒙古人学会了耕作，开始过半农半牧的生活。
元廷不断派军队前往岭北地区屯田，使和林成为岭北一大屯田中心。汉族士兵是屯田的主要劳动力，如汉军将领王通、石高山、张均等都曾率所部军去和林经营过屯田。军储有了保障，"岁不乏用"。元朝在杭爱山至阿尔泰山一线驻军甚多，为了就近解决戍军的粮饷，自元贞元年(1292年)起，不断调拨汉军着重发展称海的屯田(称海即镇海，指镇海在阿鲁欢的屯田。称海在今蒙古国哈腊乌斯和哈腊湖南)，使称海成为岭北行省又一屯田中心。五条河是元朝的另一屯田区，当时与称海齐名。成宗大德三年以五条河汉军悉并入称海。英宗时，"复置称海、五条河屯田"（《元史》卷27《英宗纪》一）。仁宗延佑七年，发军1000人于五条河立屯。英宗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他说："兵以牛马为重，民以稼穑为本"。以羊马牛驼给朔方民户，仍给旷地屯种。"立屯田万户府于称海、五条河，为户四千六百四十八，为田六千四百余顷"（《元史》卷100《兵志》三）。泰定帝时，元朝又在海剌图地方设置屯田总管府。此外，见于记载的还有脱里北、兀失蛮、札失蛮、杭爱山、呵札等地的屯田。谦谦州和吉尔吉思也有屯田，元朝甚至从淮河以南派汉族农民携农具前往屯种。
屯田收入主要供驻军之用，遇到丰收之年，也可以储备一部分赈济蒙古族牧民。
除上述军屯外，普通蒙古农牧民的农业生产也得到朝廷的扶植和支持。当地政府官员还以耕牛、农具、技术等加以支持，并在一些地区兴修水利。如至元九年(1272年)，元政府曾令拔都军(一般由蒙古军组成)于克鲁伦河附近开渠耕田。1319年，元仁宗曾派蒙古军5000人和晋王部属贫民2000人屯田称海。哈剌哈孙整理称海屯田，曾选择军士中通晓农事者教蒙古各部落从事耕种。《元史》中还有图木合地方"地霜杀稼"和塔塔尔部"年谷不熟"的记载。说明这些蒙古族牧民也兼农。至于暂时以农耕弥补畜牧业不足的情况更为普遍，每逢灾荒年岁，经常有政府发放农具、种子和耕牛等让蒙古人民"屯种自赡"的说法。可见，由于元代中国各民族有机会直接接触并交流生产经验，又能从中原得到农具、种子，岭北地区适宜种植的地方农业也发展起来了。此外，在蒙古地区任职的一些官员也较重视农业生产，如益兰州等五部断事官刘好礼，见当地蒙古、唐兀等族居民不知道铸造农具及制陶瓷技术，他报请元世祖忽必烈派去汉族工匠，专门生产农器和传授铸造农器的技术（《元史》卷167《刘好礼传》）。据克兹拉索夫《图瓦之中世纪城市》及《苏联考古学》1959年第3期记载，元代益兰州(前苏联图瓦自治区之Deh-Tepek)有规模巨大之古灌溉遗迹，延伸达数十公里，足见垦地之多；古城中发现大量磨坊石，证明其居民主要从事农业。大德初年，朝廷给晋王所部(在克鲁伦河上游一带)屯田农器、牛具，并增其屯田户。
漠南汉族聚居区的农业从13世纪初年开始即向北面蒙古族聚居的牧区扩展。这是蒙古族社会经济史上重要的现象。弘吉剌部聚居的达赉诺尔附近，13世纪初即形成"人烟聚落，以耕钓为业"（《长春真人西游记》）的地区。在元世祖初年的文书中，即有弘吉剌、伊奇烈思"种田户"的记载。至元十年(1270年)，弘吉剌驻地设应昌府，每年可籴储粮食近万石。后来应昌路设有和籴所、粮仓，收购粮食北运；应昌路正式列入全国120余处屯田之一。砂井、静州以至延安府境内的汪古人多从事农业生产，当时人称为"种田白达达"。净州以北的砂井，当地的汪古人"旧业畜牧，少耕种"，后来在地方官的提倡下，农业得到发展，"民生滋厚"（陈旅《赠沙井徐判官诗序》）；"自力耕垦，畜牧所入，遂为富人"者有之（元好问《恒州刺史马君神道碑》）；"业耕稼畜牧，赀累钜万"者有之（《金华黄先生文集·马氏世谱》）；百姓耕垦，"恃畜牧务农为生"者亦有之（王恽《振武屯田》）。汪古部的领地之一--丰州，元朝于此设有"奉议大夫丰州知州兼诸军奥鲁劝农事"（《归绥县志·金石志·丰州平治甸城山谷道路碑》）。"劝农事"就是监督当地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在汪古部领地的集宁路遗址和周围地区的考古发现中，有许多农业生产工具，如铁耧、铁铧、铁耙齿、铁锄、铁铲等，型制的进步、种类的繁多，都反映了当时该地农业生产水平是比较高的。在出土的实物中还有磨盘、石杵、臼、肆碡等粮食加工和灌溉工具。考古发掘中还发现规模小、构造简陋的民用粮窖。据《周翰林近光集》记载："国语名其地曰遮里哈剌纳钵(犹汉语远望则黑也)，两水之间，坯土隆阜，广袤百余里，居者三百余家，瓯脱相比，诸部与汉人杂处，颇类市井。……地气厚完可见也。俗亦饲牛力，穑粟麦，不外求而赡。凡饲五牛，名曰一具，耕地五六顷，收粟可二百斛。问其农事多少?则曰牛几具。"
元朝的亦集乃路(今额济纳旗东黑城)的黑水河流域居住着土著唐兀人，他们也已从事农业生产。朝廷曾发给他们耕牛、农具和种籽，以救济当地的贫民，后来元朝廷又在那里屯田。朝廷还调动军队和唐兀人疏浚了河渠。新开的一条渠，名曰合即渠，可灌溉田"九十一顷五十亩"。朝廷并在兀剌海路曾颁发过一项征收农业税的规定（《元史》卷93《食货志·税粮》）。
在果树栽培方面，汪古部领土东胜州(今托克托县)盛产蒲萄，中统四年，朝廷曾颁发过一项征收农业税的规定："敕驸马爱不花蒲萄户依民例输赋"（《元史》卷5《世祖纪》二）。东胜州是爱不花的营帐所在地。1278年爱不花在东胜州接待了两个中国基督教聂思脱里派修士--大都人列班扫马和东胜州人麻古思。至元二十九年，朝廷诏遣"宋新附民种蒲萄于野马川晃光儿不剌之地，既献其实，铁哥以北方多寒，奏发赐衣服，从之"（《元史》卷125《铁哥传》）。野马川，其地在甘肃祁连甘州府附近，与青海接界，又名八宝河；另有一地名野马泉站，其地为元永昌路境(今民勤和武威之间)。
再看一下辽阳行省的农业发展情况。按照蒙古的分封制度，辽阳行省的不少地区作为份地分封给了诸王或功臣。其中最主要的有三家，即位于宁昌路的昌王(伊奇烈思部贵族孛图后裔)封地；位于泰宁路的辽王(斡赤斤后王)封地；世袭国王爵位的木华黎后裔的封地。"东道诸侯"中的兀鲁、忙兀二部封地，后来也在辽东。
乃颜之乱平定后，原来隶属于斡赤斤后王而为元军"系虏"的蒙古、女真军队及其他人户，都被括入国家版籍，其中一部分还被徙置江南。元廷在今松花江、嫩江流域立肇州城，迁吉尔吉思、乌斯、撼合纳等部众东居，并组织当地的各族部民在该地区开垦，朝廷成立肇州蒙古屯田万户府，于成宗元贞元年七月，"以乃颜不鲁古赤及打鱼水达达、女直等户，于肇州旁近地开耕。为户：不鲁古赤二百二十户，水达达八十户，归附军三百户，续增渐丁五十二户"（《元史》卷100《兵志》三）。辽东半岛的金州(今辽东半岛南端的金县)、复州(今辽东半岛南端新金的西北)、盖州(今辽宁盖县)、哈思罕(今辽宁旅大北)等地，辽河流域直至鸭绿江西，尤其是大宁路诸县、懿州、咸平府(今辽宁开源北)、瑞州(今辽宁绥中西南)、茶剌罕(今黑龙江通河北)、剌怜(今黑龙江阿城南)等处，耕植垦种原来就有一定的基础，到了元朝，朝廷曾多次调遣吉尔吉思人、蒙古人和汉族军民前往这些地区开垦荒地，进行屯田。如至元二十八年十月，"以乃颜、合丹相继叛，诏给蒙古人内附者及开元、南京、水达达等三万人牛畜田器"（《元史》卷16《世祖纪》十三）。各族军民在艰苦的条件下辛勤劳作，取得了不少农业成果。
总之，农业生产作为畜牧业的补充，在元代岭北行省、漠南地区和辽阳行省经济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1年）。[东方民族网站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