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1 元朝的马政以及畜牧业概况

　　一、元代的牧场
　　开辟牧场，扩大牲畜的牧养繁殖，尤其是孳息马群，成为蒙元国家的一贯政策。元朝在全国设立了14个官马道，所有水草丰美的地方都用来牧放马群，"自上都、大都以及玉你伯牙、折连怯呆儿，周回万里，无非牧地"（《元史》卷100《兵志》三）。元朝牧场广阔，西抵流沙，北际沙漠，东及辽海，凡属"地气高寒，水甘草美，无非牧养之地"（《元史》卷184《陈思谦传》。此处又用了一次"无非"，可见中原人对此大有抵触情绪）。当时，大漠南北和西南地区的优良牧场，其见于记载的有下列诸处：甘肃、吐蕃、云南、芦州、河西、亦奚卜薛、火里图麻(巴尔虎境内)、和林、斡难（鄂嫩）、怯鲁连、阿剌忽马乞、哈剌木连、伊奇烈思、亦思浑察、成海、阿察脱不罕、哲连亲岱尔以及上都、金山以南、木纳火失温、伊奇布薛(属云南行省)、吉利吉思。"庐帐而居，随水草畜牧"（《元史》卷160《徐世隆传》）。
　　江南、腹里和辽东诸处亦散满了牧场，早已打破了"国马牧于北方，往年无饲于南者"的界线。中原、腹里的牧场有如下诸处：辽阳、大同、太原、庐州、饶州、安西王府、冠州、恩州、高唐州、大都、真定、益都、山东、河南、怀孟、清池县、南皮县、广平等地。内地各郡县亦有牧场。除作为官田者以外，这些牧场的部分地段往往由夺取民田而得，如《元史·奥敦世英传》载："蒙古军取民田牧，久不归"；"阔端赤牧养马驼，岁有常法，分布郡县，各有常数"。

二、元代的马政
　　元朝逐渐完善了养马的官制。设立了以下一些"马政"体系：
　　（一）太仆寺 中统四年(1263年)，忽必烈开始设置群牧所，隶太府监，掌牧马及尚方鞍勒。至元十六年(1279年)，改为尚牧监。至元十九年(1282年)，尚牧监改为太仆院。第二年，太仆院改为卫尉院。一度又改为群牧所。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二月，又罢群牧所，立卫尉院。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罢卫尉院，立太仆寺。本寺只管阿塔思马匹(阿塔思是蒙语，译成汉语为骟马，即去势马)，属宣慰院。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太仆寺隶中书省。又别置尚乘寺以管鞍辔。太仆寺典掌御位下，大斡尔朵（行宫）马。太仆寺的官制是置提调官二员，名曰卿(官级正三品)、少卿二员(从四品)。大德十一年(1307年)，复改太仆寺为太仆院。至大四年(1311年)，罢太仆院，仍为太仆寺。同年，复立群牧监，秩正二品，掌中宫位下孳畜。卿三员，太卿、少卿、监丞各二员。七月，置经正监，掌蒙古军牧地，秩正三品。至治三年(1323年)，罢群牧监。太庙祀事所用马匹亦有专人饲养。太仆寺统领全国14道国家牧场。

　　（二）尚乘寺 尚乘寺是掌管皇帝鞍辔舆辇，阿塔思群牧骟马驴骡，管理随路局院鞍辔等造作，收支行省每年制造鞍辔，审理四怯薛（类似禁卫军）阿塔赤（骏马倌）词讼，起取南北远方马匹等事宜。卿四员，正三品；少卿二员，从四品。大德十一年(1307年)，升尚乘寺为尚乘院，秩从二品。至大四年(1311年)，复降院为寺。延佑（"佑"当时写为"示"字旁）七年（1320年）始，降从三品。

　　（三）群牧都转运司 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在上都等路设立群牧都转运使司，专管有关刍秣(喂牲畜的粮草)，不久即废除。又设有群牧监， 1320年撤掉。后至元元年(1335年)，由徽政院专管群牧，包括达达兀鲁思、怯薛丹、各爱马［附图：元代马俑］。

　　（四）"和买马"制度　"和买马"就是按规定马价由官家征收马匹。 "和买马"制度在忽必烈统治时期日趋完善，中统元年(1260年)五月，忽必烈下令"诸路市马万匹，送开平府"（《元史》卷4《世祖纪》一）。至元二十六年七月丁亥，"发至元钞万锭，市马燕南、山东、河南、太原、平阳、保定、河间、平滦"（《元史》卷15《世祖纪》十二）。大德五年(1301年)五月"给月里可里军驻夏山后者市马钞八万八千七百余锭"（《元史》卷20《成宗纪》三）。延佑五年(1318年)七月，给钦察卫马羊价"钞一十四万五千九百九十二锭"；延佑七年(1320年)三月，英宗"市羊五十万、马十万，赡北边贫乏者"（《元史》卷27《英宗纪》）。至顺元年(1330年)七月，朝廷以市马、造器械、军官俸给、军士行粮，给钞15万锭。至正十二年三月，"以出征马少，而币帛各一十万匹，于迤北万户，千户所易马"。至正十四年(1354年)三月，"以皇太子行幸，和买驼马"，以军需急用"和买马于北边"，"凡有马之家，十匹内和买二匹，每匹给钞一十锭"（《元史》卷43《顺帝纪》）。

　　从上述择要列举的"和买牲畜"的记载看，可以得出以下几个问题（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上册）：
　　1．元朝"和买牲畜"的制度，自世祖至顺帝，几乎历代皇帝均有推行。而且，和买牲畜的数目越来越大。从世祖市马万匹到英宗时市马十万匹；顺帝时几乎推向顶峰，以致蒙古草原上"凡有马之家，十匹内和买二匹"。这一趋势表明，元朝官牧场的马至顺帝时数量已越来越少，而政府由于时局动荡，需要战马则越来越多，其结果不得不向牧区和买马。而且，和买的方式由自愿出售，发展到硬性规定，直到勒令交出马匹为止。通过以上事例，从宏观看，元朝畜牧业的发展水平由忽必烈时的盛况渐渐趋向衰退，尤其是到了顺帝朝，元朝畜牧业的衰败更为严重。
　　2．元朝政府"和买牲畜"的出发点是为了满足军士出征者、守卫边疆士兵、赈济草原灾民的需要（《元史》卷169《贾昔剌传》载"成宗即位……九年，北乞禄伦部大雪，奏买驼马，补其死损"）以及皇帝避暑上都驮驼乘舆之需要（《元史》卷30《泰定帝纪》二载"遣使市旄牛于西域"）。
　　3．"和买牲畜"的种类有马、驼、牛、旄牛、羊等。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有着关于和买"牝马有驹者万匹"（《元史》卷29《泰定帝纪》一，第655页）的记载，纠正了过去学术界认为元朝"和买"牲畜的种类中"不买牝马"（吉原公平《蒙古马政史》）的说法。
　　4．忽必烈"和买牲畜"的主要地区是腹里、中原和江南诸路，如燕南、山东、河南、太原、平阳、保定、河间、平滦等地。到了顺帝时期，和买牲畜主要在蒙古草原，因为腹里和中原此时畜养大牲畜的数量已经不多了。加上至正十五年(1355年)二月刘福通等为迎韩林儿为帝，号小明王，建都亳州，国号宋，中原人民纷纷起义响应，使元朝的统治范围日益缩小，不得不向北伸缩，依靠漠南、漠北和辽阳的经济力量来支援帝国，以对付红巾军的起义。

　　（五）"拘刷马"　 拘刷马，亦称"刷马"、"括马"，即强制、无代价地征收马匹，其制度带有军事统治的显著特点。此种制度在蒙古汗国时期就已实施，并一直延续下来。中统二年(1261年)十月，"括西京两路官民，有壮马皆从军。……两路奥鲁官并在家军人，凡有马者并付新军刘总管统领"（《元史》卷4《世祖纪》一）。至元十一年(1274年)四月，"括诸路马五万匹"（《元史》卷5《世祖纪》五）。至元三十年三月，"括天下马十万匹"（《元史》卷17《世祖纪》十四）。大德二年(1298年)十二月，"括诸路马，除牝携驹者，齿三岁以上并拘之"（《元史》卷19《成宗纪》二）；第二年正月，"括诸路马"《元史》卷20《成宗纪》三）。延佑七年(1320年)四月，"括马三万匹，给蒙古流民，遣还其部"；七月，"括马于大同、兴和、冀宁三路，以颁卫士" （《元史》卷27《英宗纪》）。天历元年(1328年)十月，"令广平、大名两路括马"；至顺元年(1330年)九月，"冠、恩、高唐等州，出马八万匹，令诸路分牧之" （《元史》卷32《文宗纪》）。至正十二年(1352年)正月，拘制河南、陕西、辽阳三省及上都、大都、腹里等处汉人马。
　　元朝"和买马"、"拘刷马"两种方法交替使用，原则上是在"和买"不可能的时候，才使用拘刷法，但实际上拘刷法从未绝使用。这种做法与蒙古草原上的领主制生产关系息息相关。据《黑鞑事略》记载："其地自鞑主、伪后、太子、公主、亲族而下，各有疆界。其民皆出牛马、车仗、人夫、羊肉、马奶为差发"。这虽是记载窝阔台时代的情况，但以后无大变化。
　　元代岭北地区作为统一国家内的一个行省，又是元朝皇室的祖宗根本之地，统治者为了维护诸王、贵族的利益和保持"国族"的强盛，对这个地区给予了特别的关注。畜牧业是岭北行省的主要经济生产部门，遇有自然灾害发生，元朝就从中原调拨大量粮食、布帛进行赈济，或赐银、钞，或购买羊马分给灾民；其灾民，也常由政府发给资粮，遣送回居本部。
　　元朝皇帝对诸王、公主、后妃、勋臣给予巨额赏赐，其目的在于巩固贵族、官僚集团之间的团结，以维持自己的皇权统治。对蒙古本土诸王、贵族的赏赐更为优厚，因为这一地区是蒙古皇族的兴旺之地。皇帝对蒙古本土的巨额赏赐，无形中是对这一地区畜牧业生产的投资。

　　（六）马匹保护法 在元朝制定的格律类聚书中，把马匹保护法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如《元史·刑法志》记载："诸宴会，虽达官，杀马为礼者，禁之"（《元史》卷105《刑法志》四）。现将元朝有关保护畜牧业生产的刑律举例如下：
　　1．盖暖棚、团槽枥以牧养牲畜。《元史》记载，"阔端赤牧养马驼，岁有常法，分布郡县，各有常数，而宿卫近侍，委之仆御，役民放牧。……瘠损马驼。大德中，始责州县正官监视，盖暖棚、团槽枥以之。"大臣们遂议："宜如大德团槽之制，正官监临，阅视肥瘠，拘钤宿卫仆御，著为令"。
　　2．禁私杀马牛。
　　《元史·刑法志》载："诸每月朔望二弦，凡有生之物，杀者禁之。诸郡县岁正月五月，各禁宰杀十日，其饥馑去处，自朔日为始，禁杀三日。诸每岁，自十二月至来岁正月，杀母羊者，禁之。诸宴会，虽达官，杀马为礼者，禁之。其有老病不任鞍勒者，亦必与众验而后杀之。诸私宰牛马者，杖一百，征钞二十五两，付告人充赏。两邻知而不首者，笞二十七。本管头目失觉察者，笞五十七。有见杀不告，因胁取钱物者，杖七十七。若老病不任用，从有司辨验，方许宰杀。已病死者，申验开剥，其筋角即付官，皮肉若不自用，须投税货卖，违者同匿税法。有司禁治不严者，纠之。诸私宰官马牛，为首杖一百七，为从八十七。诸助力私宰马牛者，减正犯人二等论罪。诸牛马驴骡死，而筋角不尽实输官者，一副以上，笞二十七；五副以上，四十七；十副以上，杖六十七，仍征所犯物价，付告人充赏。"（《元史》卷105《刑法志》四，第2683～2684页）。
　　3．盗孳畜者，取一偿九。
　　大德五年十二月禁令，"凡盗人孳畜者，取一偿九，然后杖之。"《元史》卷20《成宗纪》三，第438页。《元史·刑法志》载："诸盗驼马牛驴骡，一陪九。盗骆驼者，初犯为首九十七，徒二年半，为从八十七，徒二年；再犯加等。三犯不分首从，一百七，出军。盗马者，初犯为首八十七，徒二年，为从七十七，徒一年半；再犯加等，罪止一百七，出军。盗牛者，初犯为首七十七，徒一年半，为从六十七，徒一年；再犯加等，罪止一百七，出军。盗驴骡者，初犯为首六十七，徒一年，为从五十七，刺放；再犯加等，罪止徒三年。盗羊猪者，初犯为首五十七，刺放，为从四十七，刺放；再犯加等，罪止徒三年。盗系官驼马牛者，比常盗加一等"(《元史》卷104《刑法志》三)。"诸奴婢盗人牛马，即断罪，其赃无可征者，以其人给物主，其主愿赎者听。"
　　诸系官人口盗人牛马，免征倍赃。
　　诸遐荒盗贼，盗驼马牛驴羊，倍赃无可征者，就发配役出军。
　　对偷盗牲畜者判罪的刑律，在元朝的刑法中越到后期越严厉，尤其对盗牛马者，判罪最重。如后至元二年八月的法令规定："强盗皆死；盗牛马者劓；盗驴骡者黥额，再犯劓；盗羊豕者墨项，再犯黥，三犯劓；劓后再犯者死"（《元史》卷39《顺帝纪》二）。

　　三、蒙古人的畜牧方法
　　（一）官方牧场 官牧场是12世纪形成的大畜群所有制的高度发展形态，也是大汗和各级蒙古贵族的财产。大汗和贵族们通过战争掠夺，对所属牧民征收贡赋，收买和没收所谓无主牲畜，被占领区统治阶级的贡献牲畜等种种途径，把成千上万的牲畜和俘虏来的劳动人手集中在自己的牧场上，进行大规模的畜牧业生产。
　　官牧场拥有极优越的生产条件，牧场是通过国家权力占有的水草丰美之地，生产设备和牲畜饲料由地方官府无偿供应。大德十一年(1307年)，元朝廷责成大都路饲马9.4万匹，供应粮食15万石；外路饲马11.9万匹(《大元马政记》)。至顺二年(1331年)九月，中书省臣言："今岁当饲马驼十四万八千四百匹，京城饲六万匹，余令外郡分饲，每匹给刍粟价钞四锭"（《元史》卷35《文宗纪》四）。文宗同意了这一建议。在忽必烈在位之前，考虑到"京畿根本地，烦扰之事，必不为之"（《元史》卷160《徐世隆传》），所以官牧场的马匹饲于漠北和漠南地区，不饲于中原和南方，正如元人徐世隆所说："国马牧于北方，往年无饲于南者"。大约是在成宗即位时，始有国马牧于南者的做法。如《元史·程思廉传》所载："成宗即位，除(程思廉)河东山西廉访使，太原岁饲诸王驼马一万四千余匹，思廉为请，必饲千匹。"[附图：元朝官营牧场分布图]
　　元廷为了发展蒙古草原的畜牧业，往往派人到北边草原地区浚井，如延佑七年(1320年)七月，调左右翊军赴北边浚井。除此，大德十一年(1307年)，朝廷曾发行盐券向农民换取秆草、牧草近1300万束。大都留守司，专设有苜蓿园，掌种苜蓿，用以饲马驼膳羊。朝廷还颁布"劝农条画"，令各村社广种苜蓿，喂养牲畜。漠南地区的官牧场牲畜，由地方政府提供人力、物资，普遍搭盖棚圈。

　　（二）私人牧场 元朝诸王分地都有王府的私有牧场，世祖第三子安西王忙哥剌，占领大量田地进行牧马，又扩占旁近世业民田30万顷为牧场。云南王的王府畜马繁多，悉纵之郊，败民禾稼，而牧人又在农家宿食，室无宁居。至顺二年(1331年)十二月，"以河间路清池、南皮县牧地赐斡罗思驻冬"（《元史》卷35《文宗纪》四）。元世祖时，东平布衣赵天麟上《太平金镜策》，云："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续文献通考》卷1《田赋考》引）。可见，当时蒙古贵族的私人牧场所占面积之大。 （三）牧人专业化的分工 由于官牧场的牲畜繁多，牧人的分工更为专业化。记载下来的大致有：骒马倌(苛赤)、骟马倌(阿塔赤)、一岁马驹倌(兀奴忽赤)、马倌(阿都赤)、羯羊倌(亦儿哥赤)、山羊倌(亦马赤)、羊倌(火你赤)等。延佑年间，据驿卒佟锁住讲，他在漠南蒙古地区为主人牧羊达2000多头。《元史·兵志》中亦记载着"马之群，或千百，或三五十，左股烙以官印，号大印子马"。牧人分工的专业化，大规模的分群放牧，有利于畜牧业的发展，当时上都畜牧蕃息的情景，在元代诗人的笔端中时有表露。如胡助的诗中有"牛羊及骡马，日过千百群"（《京华杂兴诗》，《纯白斋类稿》卷3）；周伯琦的诗中有"群牧缘山放，行营散野屯"（《周翰林近光集》）。当时乎，牛羊云聚，车帐星移，呈一派畜牧旺盛景象。
　　元代牧民很注意选配种畜，并精通骟马技术，"其牡马留十分壮好者作移剌马种外，余者多扇矣" (《黑鞑事略》，王国维笺证本)。元代蒙古人放牧"自夏及冬，随地宜，行逐水草，十月各至本地"。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夏营地和冬营地。冬季时漠北和漠南的气候寒冷，朝廷往往将中原地区赐给诸王作为牧养牲畜的冬营地，如河间路清池县、南皮县是朝廷赐给斡罗思的冬营地。牧人还摸索出在南方官牧场牧养马的方法，据《元史·文宗纪》记载，"所牧国马，岁给盐，以每月寅日啖之，则马健无病"。
朝廷对官牧场的管理，在忽必烈时代，"朝廷岁以九月，十月遣寺(太仆寺)官驰驿阅视，较其多寡，有所产驹，即烙印取勘，收除见在数目，造蒙古、回回、汉字之册以闻，其总数盖不可知也"（《元史》卷100《兵志》三）。如发现牧马病死，要追究牧人的责任，死3匹，牧人赔偿大牝马1匹；死2匹，牧人赔偿两岁马1匹；死1匹，牧人赔偿牝羊1只。凡是没有马可赔的牧人，用羊、骆驼、牛等价换算成马的价格来赔偿（阎复《枢密句容武毅王碑》，《静轩集》卷3）。
　　蒙古族牧民从被征服的游牧民族那里获得了新的牧畜品种，学到了新的生产技术和经验。12世纪与13世纪初，游牧于和林以东、土拉河、克鲁伦河、鄂嫩河一带的蒙古部，主要牧养马、牛和羊，骆驼很少。征服西夏以后，盛产于西夏东境(今内蒙古西部)的骆驼，大量输入漠北，蒙古牧民也从西夏人民那里学会了驯养骆驼的技术。蒙古统治者从被俘虏来的钦察人中，挑出一部分人到皇帝的官牧场上充当牧人，叫作"哈剌赤"，其中最能干的还常常被选拔在朝廷中做管理畜牧的官员，如钦察人"其俗善刍牧，俾掌尚方马畜"。就元朝从事牧业的牧人，其民族成份不一定全都是蒙古人，实际上大部分为汉人(南方汉人)；其次是回回人(土耳其、波斯、阿拉伯人)。他们有的是被虏掠来做牧奴，有的是朝廷招聘来分配到各牧场，发挥其养畜技术的。在元朝繁盛时期，牧人中蒙古人、回回人占十分之三，汉人占十分之七。

　　四、元代畜牧业的盛衰
　　元太宗元年(1229年)八月，制定畜牧业税制。蒙古牧民有马、牛、羊头数够百者各输其一，为永制（《元史》卷2《太宗纪》）。此税制一直沿用到元贞二年："诏民间马牛羊，百取一，羊不满百者亦取之，惟色目人及数乃取"（《元史》卷19《成宗纪》二）。到元成宗时，其法稍有变更，"诸王、妃主及诸路有马者，十取一"（《元史》卷20《成宗纪》三）。这是大德八年正月的税率。同年三月，"诏诸路牧羊及百至三十，官取其一，不及数者勿取"（《元史》卷21《成宗纪》四）。此乃保持祖宗习惯法的驱壳，实则行三十取一也。到了元仁宗时，惟探马赤军的畜产税仍实行百取一的税制。据《元史·仁宗纪》载："敕探马赤军羊马牛，依旧制百税其一"（《元史》卷24《仁宗纪》一）。至于民间马牛羊的畜牧税率则不得而知。总之，元初税率较低。
　　元代草原畜牧业发展速度并非像想象的那么快，发展趋势也不稳定，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负面影响最大的是自然灾害。牧区的自然灾害多种多样，风雪灾害被人们称之为"白灾"；干旱灾害，使野草枯死，人们称之为"黑灾"；牲畜疫病，造成牲畜头数税减；虫灾，如蝗飞蔽野，一过牧草空尽，等等。例如：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三月，"以往岁北边大风雪，拔突古伦所部牛马多死"（《元史》卷15《世祖纪》十二）；大德五年(1301年)七月，"称海至北境十二站大雪，马牛多死"；至顺二年(1331年)十一月，"兴和路鹰坊及蒙古民万一千一百余户，大雪畜牧冻死，赈米五千石"（《元史》卷35《文宗纪》四）。

　　元朝通过国家力量，使部分农业区与牧业区相结合，大大改善了畜牧业的条件，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元朝的官牧场，秋末冬初，漠南牧区的牲畜常就近赶到华北的田野上游牧，当地需负担饲马的刍粮和饲草，使马、驼、牛、羊等牲畜"殆不可以数计"（《元史》卷100《兵志》三）。元朝政府所设的专门管理畜牧业的太仆寺这一机构，下辖14个大牧场。此外，政府还把一部分牲畜分拨在民间饲养，武宗时民间饲养的马总计达21万匹以上（《中国史稿》第五册）。至顺二年九月，中书省臣言："今岁当饲马驼十四万八千四百匹，京城饲六万匹，余令外郡分饲"（《元史》卷35《文宗纪》四）。王室的某个牧场上，仅母羊就达30万只。除了朝廷直接掌握数额巨大的牲畜之外，蒙古贵族都占有很多牲畜，动辄以万计。忙兀部领主自称有马"群连郊垌"（姚燧《忙兀公神道碑》，《元文类》卷59），牧场占有面积多达10万余顷。当时北方不少耕地变成了孳养牲畜的牧场。漠南弘吉剌一个陪臣牧养"马牛羊累钜万"，牧场占有面积也多达10万余顷。
　　大约在至顺年间，14个大牧场减少为10个大牧场。据《元史·陈思谦传》载："方今西越流沙，北际沙漠，东及辽海，地气高寒，水甘草美，无非牧养之地，宜设群牧使司，统领十监"。元朝孳养牲畜在至顺以后由繁荣逐渐走向衰落，究其原因如下：
　　1．"刷马"。元朝统治者把马匹视为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和军事上的重要装备，想方设法把民间的马匹集中到自己手里，不时发布诏令，强行搜刮马匹，称为"刷马"。忽必烈统治时，即先后刷马五次。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一次就向上都地区拘刷马8万匹。最后一次是至元三十年(1293年)，原计划收集马匹10万匹，结果只得7万余匹，原因是"为刷马之故，百姓养马者少"（《大元马政记》）。
　　2．官牧场被权豪势要者所占领。据《元史·顺帝纪》载："台臣言：'系官牧马草地，俱为权豪所占。今后除规运总管府见种外，余尽取勘，令大司农召募耕垦，岁收租课以资国用'。从之"。
　　3．官牧场被政府放垦种地。据《元史·世祖纪》载：中统二年(1261年)七月，"谕河南管军官于近城地量存牧场，余听民耕"。又，"敕怀孟牧地听民耕垦"。大德七年(1303年)正月，"益都诸处牧马之地为民所垦者，亩输租一斗太重，减为四升"（《元史》卷21《成宗纪》四）。
　　4．皇帝以官牧场赐给大臣。顺帝至元元年，"拨庐州、饶州牧地一百顷赐"帖木儿不花（《元史》卷117《帖木儿不花传》）。
　　5．自然灾害。

　　蒙古地区一向以畜牧经济为主，其所产马牛和骆驼等牲畜和皮毛，是中原和内地从事农业、手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必不可少的工具和原料。元代蒙古地区不仅为政府提供了大量马匹，还为全国各地牧场提供种马和技术力量，同时又促进了国内各兄弟民族地区经济尤其是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以上内容依照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编著《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1年）。[东方民族网站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