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8 元朝的铨选制度与科举制度
一、元朝的铨选制度
中统初，元世祖忽必烈"始采取故老诸儒之言，考求前代之典，立朝廷而建官府。辅相者曰中书省；本兵者曰枢密院；主弹纠者曰御史台。以次建置内外百司庶府各因其事而举矣"(苏天爵《元文类·官制》)。朝廷的军、政统治机构，主要由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构成。至元元年(1264年)十二月，罢诸侯世守，立迁转法。至此，任命、迁调各级官员的权力，基本上收归朝廷。至元十四年八月，中书省又奏准《循行选法体例》，
颁行有司，由是对内外官员铨注、迁转、升等的规定，更加详瞻、系统(《元典章》卷8《吏部》二)，初定一代铨选制度。
根据忽必烈制定的"成宪"，枢密院、御史台、宣政院用人得自选闻奏。此外，百官的任免进退，一般都须经过中书省系统。职官升迁，从七品以下属吏部，正七品以上属中书省，三品以上由皇帝决定。实际上，一般外任官都难以升到从四品以上的品秩。高级官僚阶层基本上为世袭的蒙古、色目贵族和极少数汉族官僚所垄断。从切薛（禁卫军）中不断选拔人员担任军、政要职是保持这种垄断的重要途径之一。官员以切薛出身最为显贵。切薛歹作官，经由切薛长官推举，皇帝直接任命，不经中书省议奏，称为"别里哥选"(蒙语，译言符验)。"别里哥选"指皇帝以特旨委任官员。最显贵的切薛官可以一开始就授予一品大员，但阀阅低微的切薛歹也有个别出任九品小官的。中下层官僚的来源大部分是掾史、书史。他们的晋升途径，首先是从县吏经州、府做到路吏，然后被选入廉访司，经御史台或行台书吏升为省部掾史，遂出职为六品或正七品，也有从儒士中直接荐入廉访司为吏而逐渐晋升的。儒生除了充当元朝政府各级官吏的出路外，另一条进身之阶就是当"学官"，由县学、州学、路学，最后递升到提举。不过这条迁调的路往往淹滞而且时间久长。由六部令史、行省掾或者省掾出仕居七品之职，比从九品或八品职官依例迁调要快得多。掾吏虽然其位卑而其役重，然而"盈考优升，俾为捷径，人亦忘其重劳焉"。所以元代有许多人宁可已官而复至省、部为掾，以是"六部宣司史外，已官复掾者，又居其半"（许有壬《送蔡子华序》，《至正集》卷32）。据元人自己的估计，由吏入仕者占元朝官员总数的十分之八以上。究其原因，不外乎"为掾则一跃可至"七品，而"他官非十年不可其志，亦可悯也"。
元朝官员的来源，有科举、荫叙、推举三方面，与其他封建王朝相类似。由吏入仕之所以能成为一条捷径，其原因有三：
第一，元朝科举制度直到元代中期方始恢复，规模尚小。荫叙制度初定于至元四年(1267年)，改定于大德四年。其法："诸职官子孙荫叙，正一品子，正五品叙。从一品子，从五品叙。正二品子，正六品叙。从二品子，从六品叙。正三品子，正七品叙。从三品子，从七品叙。正四品子，正八品叙。从四品子，从八品叙。正五品子，正九品叙。从五品子，从九品叙。正六品子(流官于巡内用，杂职于省钱谷官内用)。从六品子，近上钱谷官。正七品子，酌中钱谷官。从七品子，近下钱谷官。诸色目人比汉人优一等荫叙，达鲁花赤子孙与民官子孙一体荫叙，傍荫照例降叙"（《元史》卷83《选举志》三）。品官子孙承荫，以一人为限。至大四年，又有补充规定："诸职官子孙承荫，须试一经一史。能通大义者免，不通者发还习学，蒙古、色目愿试者听，仍量进一阶"（同上）。显然，承荫为官者为数不多。
第二，元朝官员主要来源于推举。推举的情况比较复杂。一种是由宿卫出职，担任高级官僚；另一种是"别里哥选"。但是由"别里哥选"入仕的官员也为数有限。
第三，元朝中下层官僚，大部分中掾史书吏入流出职，占由推举入官者多数。这种推举出职的办法是元代铨选制度的重要特点之一。当金室南渡，蒙古自北而下，控制半个中国时，"郡县往往荷毡毳之人，捐弓下马，使为守令。其于法意之低昂，民情之幽隐，不能周知而悉究。是以取尝为胥曹者，命具之文书上，又详指说焉"（危素《送陈子嘉序》，《危太朴集》卷6）。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吏甚至擅断了行政公事，成为"而为政者，吏或专之"（虞集《苏志道墓碑》，《道元学古录》卷15）。吏之势力急剧膨胀，以致后来在北方，"曰官曰吏，靡有轻贱贵重之殊。今之官即昔之吏，今之吏即后之官。官之与吏，……每以字呼，不以势分相邻也"（吴澄《赠何仲德序》，《吴文正公集》卷14）。元初由吏入流的途径便在这样的形势下自然畅通。甚至一部分吏员，因铨选制度未定又面临补注阙员的客观需要，其晋升的速度令人惊骇，有的人"才离州府司县，即入省部；才入省部，不满一考，即为州府司县官"（《紫山大全集》卷22）。元朝统一全国之后，官员日渐冗滥，对吏员入仕之规定就开始严格起来。
二、元朝的科举制度
元朝科举的最初尝试是在窝阔台汗时期，"太宗始取中原，中书令耶律楚材请用儒术选士，从之"。窝阔台汗九年（1237年）八月，下诏命断事官术忽德与山西东路课税所长官刘中，"历诸路考试。以论及经义、词赋分为三科，作三日程，专治一科，能兼者听，但不以失文义为中选。其中选者，复其赋役，令与各处长官同署公事"（《元史》卷81《选举志》一，第2017页）。诏令中所说的"复其赋役"，指的是"其中选儒生，若有种田者纳地税，买卖者出纳商税，开张门面营运者依例供差发除外，其余差发并行蠲免"。凡中选的儒生，"与各住达噜噶齐管民官一同商量公事勾当着。随后依照先降条例开辟举场，精选入仕，续听朝命"（《选试儒人免差》，《庙学典礼》卷1）。诸路考试，均于次年(戊戍年)举行，故称戊戍选试。按照他们原来的打算，此后准备再辟举场精选入仕。这说明戊戍选试确实是科举取士的步骤之一。但后来"当世或以为非便，事复中止"。
忽必烈即位以后，元廷围绕科举兴废问题曾展开反复讨论。其中比较重要的，是至元二十一年之议。其"事虽未及行，而选举之制已立"
（《元史》卷81《选举志》一，第2018页）。但是终忽必烈之世，科举制度始终没有实行。成宗、武宗时，也一再议"科举事"，但仍无结果。
元朝前期，科举长期停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忽必烈建元之前，蒙古对中原统治已长达半个世纪。在这一时期，凡纳土归降者，均命其为当地长官，依照金朝的官制授予官职，其中许多汉人儒士和官吏、地主等成为蒙古统治区的政权主宰者。他们在自己的辖境内，既统军，又管民，有权任命其下属官吏。到忽必烈更定官制时，"先帝朝廷旧人，圣上潜邸至龙飞以来凡沾一命之人，随路州府乡曾历任司县无大过之人，暨亡金曾入仕及到殿举人"（《紫山大全集》卷12），几乎都成为既定官员人选。因此，元朝开国之初，客观上没有迫切需要另辟取仕途径。
其次，中统、至元之际，国家多事，大量的军费开支使元朝面临着严重的财政短缺问题。忽必烈重用阿合马、桑哥等人，让他们"理财助国"，遭到朝中许多儒臣的反对。科举取士是汉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元朝全面实行此种办法便意味着全面的汉化，意味着蒙古贵族特权的丧失。而忽必烈又一向嫌恶金朝儒生崇尚诗赋之作风，他认为"汉人惟务课赋吟诗，将何用焉!"这时的忽必烈对于儒学已失去原有的热忱和兴趣，他所急需的是增强军力，保证财用。儒臣们反对阿合马、桑哥等人理财，就进一步加深了蒙古统治者与儒臣之间的矛盾，因此，对于遴选"真儒"的科举制度十分冷淡。另外，在忽必烈疏远儒臣、科举制度滞泥不前的同时，由吏入仕逐渐制度化。这种制度在其形成过程中，以越来越大的力量排挤和对抗实行科举制来求得自身的生存，最后导致科举制的流弊日趋甚笃。元灭南宋后，一部分儒生痛呼"以学术误天下者，皆科举程文之士。儒亦无辟以自解矣!"（谢枋得《程汉翁诗序》，《叠山集》卷6）理学家许衡等人由于忌恶宋、金科场遗风，自己重举办学校，以培养新的人材，对立即恢复科举也不感兴趣。社会对以章句注疏、声律对偶之学取士的严厉批评，也加深了蒙古统治者对科举制本身的不信任（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上册）。因此，自忽必烈开国算起，科举停废长达半个世纪。
元仁宗即位，为了整顿吏治，改革由吏入仕制度带来的某些弊端，主张以儒治国，重新提出"求贤取士，何法为上"（《黄金华集》卷43）的问题。皇庆二年(1313年)末，元廷以行科举诏颁天下。每三年举行一次，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道。
元代地方一级考试沿用金朝"乡试"之名，于八月举行。其科目，蒙古、色目人试二场。第一场经问五条；第二场策一道。至正时改经问五条为三条，另增本经义一道。经问只在《四书》内出题，增本经义一道，须在《诗经》、《尚书》、《周易》、《春秋》、《礼记》内明一经，难度较前增大。汉、南人试三场。第一场明经；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至正时改古赋外于诏诰、章表内又科一道；第三场策问一道。答题时《四书》、《诗经》采朱熹注，《周易》主程颐、朱熹之说，《尚书》用朱熹门人蔡沈之说，《春秋》用程颐弘淑胡安国作的传。这样，除《礼记》尚用古注疏，《春秋》许用左传、公羊、谷梁三传外，其它儒家经典一律以程朱理学的阐发附会为本（《元史》卷81《选举志·科目》一；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上册）。
乡试科场，全国共设17处，从赴试者中选合格者300名到大都会试。其名额分配，如辽阳行省为蒙古人5名，色目人和汉人各2名共9人；江浙行省为蒙古人5名，色目人10名，南人28名共43人；云南行省为蒙古人1名，色目人2名，汉人2名共5人；河东宣慰司蒙古人5名，色目人4名，汉人7名，南人16名；直隶省部大都蒙古人15名，色目人和汉人各10名等，全国11个行省、2个宣慰司和4个直隶省部全部合计：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均占75名（共300名）。元朝之会试（"会试"之名亦始见于金）定于乡试次年二月举行，科目与乡试同。会试共取录100人，其中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各25名，参加殿试，其内容为试策一道。殿试诸生不再被黜落，只是以所对策第其高下，重新厘定等次，以"国人暨诸部"(即蒙古、色目人)为右榜。以汉、南人为左榜，唱名公布。两榜各分三甲。第一甲各一人，赐进士及第，秩从六品；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秩正七品；第三甲同进士出身，正八品。元统元年(1333年)殿试曾稍异其制，右、左榜第一甲各三人，皆赐进士及第。
元代科举考试，共举行过9次(其间由于伯颜擅权，执意废科，还曾停科两次)。科举规模，无论就取录人数或进士的地位前途，都和唐、宋相两朝难以相比。元代后期50多年，科举取士(包括国子监生员会试中选者)共1200余人，占当时相应时期文职官员总数的4%。按比例，只相当于唐代和北宋的十分之一强。元行复科举后54年间，可以确定以科举进身参相者共9人，其进士中官至省部宰臣(包括侍郎)、行省宰相及路总管者，据目前所知，亦不过六七十人(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上册)。
如上所述，元朝科举制度的规模很小，它对有元一代的既定用人格局，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不过，元朝最先把程朱理学规定为考试取士的标准，"非考亭(朱熹--引者)之学"的作品，被当作"邪说"而毁掉(《金华先生文集》卷26)。此后经明代直到晚清改革科举制度，以理学科士，维持了将近600年。所以，从元代开始，程朱理学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几乎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1年）。[东方民族网站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