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7 元朝的法律制度

　　元代始终没有颁布完备的法典。至元八年(1271年)以前，中原汉地断理狱讼，基本上参用金朝《泰和律》定罪，再按一定的折代关系量刑。至元八年十一月，在建立"大元"国号的同时，下令禁行《泰和律》。翌月，监察御史魏初即上奏要求将史天泽等人修成的《大元新律》略加增删，颁行天下。此议未果。此后，忽必烈曾"令老臣通法律者，参酌古今，从新定制"（《元史》卷22《武宗纪》一）。亦未有下文。至元中，王恽又请求"将奉赦删定到律令，颁为至元新法，使天下更始，永为成宪"（王恽《便民三十五事·立法》，《秋涧文集》卷9）。到至元末，王恽再次在奏文中指出应"将已定律令，颁为新法"（王恽《上世祖皇帝论政事书》，《秋涧文集》卷35）。可见忽必烈一朝，修定律令之事一直在进行，但都未能告竣，只有何荣祖奉命编纂的《至元新格》在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五月才得以诏准颁行。
　　《至元新格》是以当时陆续颁行的各种法规为依据，按照一般法典所通行的行文格式和体裁重新撰写，并加以系统的分类编次而成书。全书共分为公规、选格、治民、理财、赋役、课程、仓库、造作、防盗、察狱等10目。每目之下分列十数条，这些条文都具有行政法或其它有关门类的法规的性质。《至元新格》完书今虽不存，但其条文被著录于《通制条格》、《元典章》等书者即达近百余条。从形式上看，《至元新格》确实是按照一般法典规格编写而成，这在整个元代法制史上属于仅见之例。但其内容远不够完备。因此《至元新格》的成书和颁行，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元代法律无定制的问题（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上册）。
　　《大德律》是元成宗时命何荣祖更定的律令。全书共三百八十条，"一条有该三、四事者"（《元史》卷20《成宗纪》三）。由于该书"讹舛甚多"（《历代名臣奏议》卷67，引郑介夫奏），始终没有颁行。大德六年(1302年)，由于全国狱讼繁多，印摹格例3000多本，犯某事者抵某罪名，其书名曰《社长须知》，"月集老幼以听之"（陆文圭《墙东类稿》卷12）。
　　仁宗即位后，对法典采取折衷的办法，将现行格例加以整理增删，重加颁行，以利有司遵行，从1311年至1315年成书，又命廷臣复审，终仁宗之世仍未能公布。英宗临朝后命增删审核，于至治三年(1323年)告竣，遂以《大元通制》为名，颁行全国。全书共二千五百三十九条，分为制诏九十四条、条格一千一百五十一条、断例三纲，此外尚有别类五百七十七条，全书为八十八卷（《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通制条格》）。
　　这部书的细目，与金朝泰和法典体系的篇目基本一致。《大元通制》全书今已不存，今天尚能见到的只是条格部分，亦即明写本《通制条格》残卷，凡六百五十多条，占原书各条格部分的一半强。
　　至正十年(1350年)冬，欧阳玄"奉敕撰定国律，撰写格序"（危素《欧阳玄行状》，《危太朴素续集》续7）。参与修定国律的还有集贤侍讲学士陈思谦、乌古孙良桢。从至正十年冬一直进行到十八年，延续将近10年，才修成《至正条格》。其中包括制诏一百五十条、条格一千七百条、断例一千五百零九条（欧阳玄《至正条格序》，《圭斋集》卷7）。其性质与《大元通制》相同。关于这部书的名称，参与纂集之役的朵尔直班曾经提出过异议，他说，书中有祖宗的制诏，不应该单独用今天的至正年号来以偏盖全，称其为《至正条格》（《元史》卷139《朵尔直班传》）。律中的条格只不过是该书中的一门，此外尚有制诏、断例二门，如何能单独使用条格为其书名。由于该书"时相不能从，唯除制诏而已"，以致只有条格和断例两部分颁行于天下，全书已经佚存。元代条格，大体上相当于唐、金两代法律体系中的令，是元代在民事、行政、财政等方面的重要法规。虽然其中不少条款形式上属于临事制宜的个别指令或记录公文，但它们作为单行法也具有普遍的法律效能。
　　《元典章》，全名《大元圣政国朝典章》，是一部至治二年(1322年)以前元朝法令文书的分类汇编。在元成宗时期，曾规定各地官府抄集中统以来的律令格例，"置簿编写检举"，作为官吏遵循的依据。《元典章》似即江西行省下属文书机构汇辑的一部地方胥吏汇抄法令的坊刻本。甚至民间亦"自以耳目所得之敕旨条令，杂采类编，刊行成帙，曰《断例条章》，曰《任民要览》，家置一本，以为准绳"（《历代名臣奏议》卷67，引郑介夫奏议）。《元典章》全书分诏令、圣政、朝纲、台纲、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十大卷，共六十卷，记事至1320年为止；又增附《新集至治条例》，分国典、朝纲以及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共八大类，不分卷，记事至至1322年止。各大类之下又有门、目，目下列举条格事例，全书共有八十一门、四百六十七目、二千三百九十一条。这种编排体例属于《唐六典》类型，而且很可能与当时的官衙架阁书档分类有关（《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元史·元典章条》）。元代立法行政、断狱量刑，都以因时临事而陆续颁发的有关文书为依据。这些文书，一部分是以诏制的形式，而绝大部分是以条格（"格"作为法规的一种形式，似产生于两晋时期，当时它亦称为"条格"；在唐的法典体系中，格与令属于两类。元代的条格，则大体上接近于唐、金两代法典体系中的令）和断例的形式颁行全国。条格中经过皇帝亲自裁定，作为圣旨或圣旨附件中的条文而公布的法令，叫做圣旨条画。此外还包括中央各主管部门颁发的各式训令。条格中有不少是属于具体处置各种个别事件的指令性文书，在形式上与划一的法规面目大异。还有相当部分的条格，在形式上属于记录公文书，记录了皇帝对有关事件所作的决断。这些公文书，在元代与划一的法规等效，具有普遍的法律效力。遇到类似的公事，可以据此比拟，参照施行。断案的成例即断例，也具有相同的法律效能。因此，元朝廷早在至元时期就下令，"中书省为头一切随朝衙门，各各编类中统建元至今圣旨条画及朝廷已行格例(条格和断例)，置簿编写检举，仍令监察御史及各道提刑按察司体究成否，庶官吏有所持循，政令不至废弛"。当时，"内而省部，外而郡部，抄写条格，至数十册"，称为"格例簿"，"遇事有难决，则搜寻旧例；或中统所裁，则施行以拟"。元朝的法制体系，主要就是由以条格和断例形式颁降单行法构成的。
　　元文宗时修成的《经世大典》，是元代法制中另一部极其重要的律书。此书自天历三年(1330年)四月起设局编修，到至顺二年(1331年)五月告竣，先由赵世延，继由虞集实际主持纂修。全书八百八十卷，目录十二卷，附公牍一卷、纂修通议一卷。据《元文类》所收《经世大典序录》记载，全书分为十篇：君事四篇，即帝号、帝训、帝制、帝系，别置蒙古局负责修纂；臣事六篇，即治典、赋典、礼典、政典、宪典、工典。各典复分若干目。此书体例是"仿六典之制"，"参酌唐宋会要之体，会粹国朝故实之文"。即将各部门档案文书收集起来，分类编次，并从文字上略微加以修饰润色，使之"通国语于《尔雅》，去吏牍之繁辞"（虞集《经世大典·序录》，《国朝文类》卷40）。此书参考了唐宋会典，但有所创新。如工典篇分为宫苑、官府、仓库、城郭、桥梁、河渠、郊庙、僧寺、道宫、庐帐、兵器、卤簿、玉工、金工、木工、搏埴之工、石工、画塑、诸匠等二十二目，多为唐、宋会要所无。各篇、目正文之前，均有叙文说明其内容梗概，或变革之因，或设立宗旨，便于读者了解，这种编纂方法亦较唐、宋会要为胜。其所依据，多为中朝及外路各官府文件，但将蒙古语直译体改为汉文文言，并删去了公文中的吏牍繁词（《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元史·经世大典》）。
　　《经世大典》十篇中除记载"君事"的前四篇以外，其余六篇实际上大致相当于吏、户、礼、兵(元朝征伐镇戍之事，职权并不属兵部)、刑、工六部的典制集录，这就给后来编写《元史》各志带来很大的方便。《元史》各志，基本上是从《经世大典》有关部分摘录下来，拼缀成章的。如《元史·刑法志》的来源，主要是《经世大典·宪典》。
　　明朝正统六年(1441年)，《经世大典》尚见于杨士奇所撰《文渊阁书目》，但已残缺。明朝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孙能传、张萱撰修的《内阁藏书目录》中，此书未列，想已遗失。今人所见此书遗文，除《元文类》所收《经世大典·序录》及中华书局影印《永乐大典》残本中存留的一部分外，尚有《大元马政记》、《元代画塑记》、《大元官制杂记》、《元高丽纪事》，均为前人从《永乐大典》辑出，总约十余卷，还不及全书的百分之二三。《经世大典》尚存的这部分文字，内容涉及市籴粮草、仓库、招捕、站赤、急递铺、海运、高丽、缅甸等事，是研究元代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工艺技术、中外关系的重要资料（《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元史·经世大典》）。
　　如上所说，元朝立法形式有一个弊端，就是随着岁增月积，颁降的格律越来越多，必然出现繁杂重出、罪同罚异的情况，这就使各级官吏得以任情挟私，高下其手。《元史》卷23《武宗纪》载"自太祖以来所行政令"已达九千余条。对此，元廷采取了两种措施：
　　一是随着有关方面对处理同一类型问题的经验的积累，便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加以适当的概括。因此，元廷有时将历年所颁降的某一方面的条例重加"分拣"，"斟酌"，厘定"等第"，形成新的法律文字，作为"通例"公布。例如大德七年的"赃罪条例十二章"、大德六年的"强窃盗贼通例"等。这类采取划一的法规形式而且较为系统的单行法的实施，证明元代立法确实在逐渐地从因时立制、临事制宜向法典化过渡。不过这一过渡始终未能完成（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上册）。
　　二是召集老臣，从以往颁发的各方面法律文书中选出"可著为令者，类集折衷，以示所司"，以期从整体上对国家的体制法程作某种程度的统一或协调。这方面最显著的成果，如上面所提到英宗时颁定的《大元通制》和顺帝朝的《至正条格》。
　　金制笞、杖刑自十下至一百下，每等加十，凡十等。蒙古汗国时华北官员在断刑时亦同于此，大概是沿用金制。忽必烈即位建元后，为了体现"用刑宽恕"的意旨，笞杖之制有了变更。一是沿蒙古旧制各减免三下，即所谓"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叶子奇《草木子》卷3下《杂制篇》）。元代杖、笞都以七为尾数由是定制，当然也不是说全部笞、杖之数都以七为尾数。直到元朝后期，"匿税者笞五十，犯私盐、茶者杖七十，私宰牛马者杖一百，旧法犹有存者"（《经世大典·序录·五刑》，《国朝文类》卷42）。二是对照金律当断笞三十以上的罪人降等执行刑法，结果就在实际上以笞刑取代了金杖刑。五十七下按原制应属于杖刑，现在改为折代杖刑的笞刑。这样，剩下的刑只有四等了，于是又往上加一等，就是杖一百零七下。由于金代的杖刑在元代已被减省为笞刑，所以元初的杖刑实际上又成了金代徒刑的减省和折代（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上册）。
　　元初曾经取消了流刑。不过，当时以杖刑折代金徒刑，并不等于说把徒刑也完全取消了。元贞元年(1295年)七月颁布的《侵盗钱粮罪例》，明确将徒刑分为五等："徒一年，杖六十七，每半年加杖一十，三年杖一百七，皆决讫居役。"徒刑之制，至此已趋完备矣。元统二年(1334年)，流刑有所更改，流囚止千里外，改过听还其乡。先时，"有罪移乡者，北人则居广海，南人居辽东，去家万里，涉瘴疠寒苦，往往偾于路。公曰：'流囚尚止三千'。遂更其法，移乡者止千里外，改过听还其乡。因著于令"（《参知政事王宪穆公行状》，《滋溪文稿》卷23）。
　　最早反映出元朝五刑之制系统化的立法文书，是大德六年(1302年)的《强窃盗贼通例》。元朝的死刑，初定为绞、斩二等。以后又正式在刑制中增加凌迟处死一项。《经世大典序录·五刑》中记载死刑"有斩无绞"。元人沈仲纬《刑统赋疏》 "死刑二等，绞、斩"之说，当为元代前期情况。
　　各级官府对于犯人的定刑权限为："诸杖罪，五十七以下，司(录事司)、县断决；八十七以下，散府、州、军断决；一百七以下，宣慰司、总管府断决。配、流、死罪，依例勘审完备，申关刑部待报"（《元典章》卷39《刑部·罪名府县断录》一）。
元制规定，各级地方政权机构处理一切公事，都必须有长官与正官集体与议，共同署押，称为"圆署"制度。只有路、府所署推官，由于是专门董理刑名，其余诸色事务，可以不参加会议通署。凡有罪囚，先由推官鞫问，问明案情后，再由全体行政官员"通审圆署"。所在州、县发生的刑案，如超出当地官府决断权限，也由路、府推官负责审理（《元典章》卷40《刑部·推官专管刑狱》二）。
　　由诸色户计的隶属和管理系统互不相通，凡遇到不同户计之间发生刑名词讼，就得悉取"约会"制度，即由政府将有关户计的直属上司约到后共同归断(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上册)。《元典章》卷五十三列举的有关约会规定，包括与管军官、投下并探马赤人，儒、道、僧官、医户头目、都护府官人及腹里、江南等地畏兀儿、哈迷里人头目的约会等。约会归断的案件范围，属于一般的争讼纠纷之类。重大案件，由有司鞫问，不须约会。
　　法医学方面，元大德八年(1304年)颁布的《检尸法式》，其检验点达70余处。方位、名称、顺序与南宋末年的法医学名著《洗冤录》所著相近。验尸作为立案追勘的官定手续之一，而且其方式大略完备。这也是元代裁判制度的特点之一。
　　元朝的刑法有两个特点：
　　1.带有民族压迫的色彩。蒙古贵族出于推行民族防范政策的需要，产生了元朝法定的民族等级制度。第一等蒙古人为元朝的"国族"，蒙古统治者称其为"自家骨肉"。第二等为色目人。蒙古人、色目人可以享有许多法律上的特殊权和优待权。第三等为汉人；第四等为南人，又称蛮子、囊加歹、新附人，指原南宋境内各族人。这四等人在法律上的待遇各不相同。如禁止汉人、南人收藏兵器、练习武艺，集场买卖民间弓箭、兵器。《傅与砺诗集》曰："去年诏书禁乘马，今年诏下禁持弓"。尤其后至1336年，伯颜丞相当国，"禁江南农家用铁禾义(即义枪)，犯者杖"。这里说的是"农家"，非汉人、南人中的官僚、地主阶级也。
　　2.包涵多民族的法制成分。按照"成吉思皇帝降生，日出至没，尽收诸国，各依风俗"（《元典章》卷57《刑部·禁回回抹杀羊做速纳》十九）的原则，元朝的刑法中包含着多民族的法制成分。如蒙古族施行蒙古法，回回人施行回回法(由元政府任命的回回法官哈的大师依回回法归断)，汉族施行的基本是金朝《泰和律》，或说是历代中原王朝传统刑法的继承和发展。元代法律文书中的"旧例"(蒙语"硬译"的公牍语辞是"在先体例")乃是制定新律令时参考的《泰和律》的传统法度。
　　蒙古法大体上是由从部落时代沿用下来的若干习惯法，以及自成吉思汗起陆续颁发的《札撒》(《札撒》中有一部分条文就是以法令的形式对于习惯法的重新宣布)构成的。进入汉地及江南的蒙古人，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必然会引起意识形态上的某些变化，他们对于《札撒》的承受力也会相应发生变化，因此《札撒》的效能不可能一成不变。而且，蒙古刑法的适用范围一般是有限制的，但它对于在汉族居民中施行的刑法仍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对偷盗牛马羊畜的蒙古人处以盗一赔九的处罚，后来在汉、南人中对偷头口者，也"依著蒙古体例教赔九个"；盗猪亦依偷盗牛马羊畜例处断（《元典章》卷49，《刑部》十一）。蒙古人屠宰牲口时，都将牲口四肢缚住，剖开胸腹，用手按住牲畜心脏致其死，严禁抹喉放血的屠宰法，这条禁令亦强加给汉族及回回居民。从成吉思汗到元朝历代皇帝都一再强调这条禁令，元朝和伊儿汗国曾有不少回回人因为违反这条禁令而被处罚。
　　在漠南和漠北地区，仿佛君主的意志就是法律。早在蒙古汗国时期，成吉思汗的旨令被称为《大札撒》("札撒"的原意为号令)，其中许多内容一直保存到元朝。蒙古民户犯盗诈者由诸王的王傅府所置断事官审理。至大四年(1311年)，罢诸王所置断事官，蒙古民户犯盗诈者，由本管千户鞫问。后又增置晋王部断事官（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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