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蒙、金战争中，蒙古军连年南下，激起中原地区以汉族为主的各族劳动人民的反抗。以红袄为标志的农民起义军(称为"红袄军")活跃于河北、山东等地。他们既反对金朝的统治，又反抗蒙古军的袭扰。红袄军将领彭义斌从山东打进到河北，纵横数千里，有众数十万，无论金军或蒙古军，都视其为劲敌。
金朝那些据地自雄的大地主军阀纷纷纠集地主武装，参加对农民起义军的镇压，其中很多人则投靠蒙古贵族，称霸一方。他们之间互相吞并，逐渐形成了真定(今河北正定)史氏、顺天(今河北保定)张氏、东平(今山东东平)严氏、益都(今山东青州市)李氏等几股较大的封建割据势力。每股"地方二三千里，胜兵合数万"，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蒙古统治者为了笼络他们以加强自己的实力，一律"因其旧而令官"，授与行省、领省、大元帅之类头衔，让他们世袭管辖原来的地盘，军民兼管。这些大地主军阀集团头目"尽专兵民之权"，数十年专制一方，形成了强大的割据势力。李松寿的叛变在此背景下酝酿起来。
李松寿（"松寿"乃为其字也，正名读音"坦"："檀"去掉"手"旁换"王"字旁即是，意为玉），是金末"红袄军"首领李全的儿子。1218年，李全降宋，一面火并其他红袄军，大量搜括、积聚财宝；一面在南宋和金朝之间要挟，攫取高官厚禄。当强大的蒙古军队进入山东后，李全又于1226年投降蒙古，以"岁献金币"的条件换取了山东淮南楚州行省的官职。1231年李全死，其妻杨妙真袭职。不久，杨妙真死，李松寿袭为益都行省，拥军自重，割据一方。
李松寿为了达到割据山东的目的，牢牢不放自己的兵权，蒙古朝廷数次征兵，他都诡辞推脱。1259年，蒙哥汗去世，李松寿加速准备反叛蒙古，一面进犯南宋，取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西南)等四城，"大张克捷之功"；一面则积极加固益都城防，储存粮草，截留盐课。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与幼弟阿里布哥之间为争夺汗位而爆发战争。忽必烈为了稳定李松寿，加封他为江淮大都督，并对他"挟敌国以要朝廷，而自为完缮益兵计"的活动隐忍不发。李松寿乘忽必烈全力抗御阿里布哥南犯之机，在中统三年(1262年)二月初三，举兵反叛。反叛前两天李松寿匆忙与南宋联系，以献涟海三城约降，杀蒙古戍兵，从海州泛海还攻益都，进据济南。南宋只封李松寿为齐郡王，并未在军事行动上给予有力配合。李松寿在进攻济南时，曾传檄河北，希望取得华北地区汉人军阀的支持，但应者寥寥。忽必烈急召诸路蒙、汉军去济南作战，命合必赤总督诸军，并于中统四年(1263年)二月杀了李松寿的岳父中书平章政事王文统及其子王荛，去掉李松寿与王文统互为表里的隐患。三月，史枢、韩世安、阿术等败李松寿于高苑老僧口，李松寿退守济南。四月，忽必烈又命右丞相史天泽专征。五月，史天泽与合必赤定议，筑环城以长期围困济南。李松寿"自是不得复出，犹日夜拒守，取城中子女赏将士，以悦其心；且分军就食民家，发其盖藏以继，不足，则家赋之盐，令以人为食。至是，人情溃散"，李松寿"不能制，各什伯相结，缒城以出"（《元史》卷206）。七月，李松寿走投无路，投大明湖自杀，因水浅未死，被俘。史天泽斩李松寿于军前。
忽必烈迅速平定李松寿叛乱，对巩固忽必烈夺取不久的政权和避免再次出现分裂割据的局面都起了很大作用。据《宋史纪事本末》记载李松寿"死而北人绝归朝之志"，北方汉族地主武装的军阀们受到李松寿事件的警告，更加死心塌地地为新王朝效力。李松寿事件确实牵连了不少地主军阀，忽必烈乘机大削兵权，在心有余悸的史天泽带领下，东平严忠嗣、满城张弘略、济南张宏等纷纷交出兵符。这样，忽必烈既解除了发生叛乱的后患，又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忽必烈又在地方实行军民分治，分益都军民为二，董文炳领军，撒吉思领民。以后这一制度在各地推广，诸路管民官理民事，管军官掌兵戍，从而把各地的兵权进一步集中到皇帝手中。1262年十二月，忽必烈封皇子真金为燕王，领中书省事(中书令)。
李松寿、王文统败亡后，色目人群起向忽必烈进言："回回虽时盗国钱物，未若秀才（指汉人官员）敢为反逆"。色目官员多以经商理财擅长。他们来自中亚，个别才识之士可以帮助元朝统治者搜括财富，又不致像汉人军阀那样形成武装叛乱集团。李松寿叛乱之后，忽必烈在不得不继续任用汉人的同时，开始重用色目人，以便互相牵制。1262年，忽必烈命中亚费纳客忒人阿合马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1264年，左右部并入中书，超授阿合马为中书平章政事，列于相位。一批色目人也由此被任用来管理财赋（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编著《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东方民族网站编辑]
